朱拉隆功维新
有人曾称“在二次大战前，亚洲只有三个独立国家：中国、日本和泰国”，这话虽然有误 ，但评价中日泰三国得以维持独立的原因是却大致无误：“中国太大，日本太强，泰国太巧”。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泰国及其前身暹罗以高超的外交技巧游走于列强的巨兽虎口之间，虽然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但仍保持住了独立地位。
古代的暹罗曾经是中南半岛上数一数二的强国，后来逐渐衰落。1767年，缅甸大军攻陷暹罗首都大城（Ayuthia），大城王朝灭亡。一个名叫郑信的中国移民后裔起兵反抗，并向清朝和葡萄牙求援，最终驱逐缅军，于1768年自立为王，定都吞武里。1782年，郑信登基前的挚友差克里公爵通段发动政变，将郑信王废黜，装入袋子里用檀香木棍击毙。通段登基称王，开创了统治泰国至今的差克里王朝，因定都于于吞武里隔河相望的曼谷，因此也称“曼谷王朝”。通段后来被追尊为“普耀发•朱拉罗国王”，王号为“拉玛一世”，此后王位先后传至勒腊国王（拉玛二世）、让浩国王（拉玛三世）。
拉玛三世在位时期相当于中国的道光年间，他登基前曾担任过警察头子、港务厅总监、王家资产厅总监，还拥有1艘商船，对外界情况和国际政治相当了解。当清朝雷厉风行地查禁鸦片的时候，暹罗也面临鸦片输入的危害，但拉玛三世采取了圆滑得多的方法，只禁止本国人吸食鸦片，但不触动英国鸦片商的利益。1826年，拉玛三世借英缅之间爆发战争的机会，与英国签订了《暹英条约》，以英国禁止输入鸦片为条件，向侵缅英军提供运输后勤服务和战马、大象等交通工具。此后暹罗打开国门，积极与海外通商往来。
英缅战争后，暹罗不必再担心缅甸的威胁，于是将注意力转向东方，与安南 争夺对高棉 、万象、琅勃拉邦等国的控制权。经过数次战役，最后暹罗与安南共同保有对高棉的宗主权。1851年拉玛三世逝世，其异母弟孟固王子从佛寺中还俗继位，称拉玛四世宗浩王。拉玛四世曾师从美国传教士学习英语，是当时亚洲唯一一位会说英语的国王。
当时正是暹罗开始涉足西方先进文明的时代，拉玛四世从中英鸦片战争的教训中了解到，惟有消除与外国的敌意方可救国，惟有推行现代化方可治国。他开始为政府各部聘请欧洲顾问，在政治和军事制度上效法欧洲，改组军队，改良军事装备。1857年，暹罗向欧洲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1861年拉玛四世致信美国总统林肯，对他推行废奴运动表示敬佩。拉玛四世还派王子出国留学，并为留在国内的年幼子女聘请英国人安娜•柳诺文为英文教师，安娜后来将在暹罗宫廷的所见所闻写成小说，即著名的《国王与我》，后来被改编为歌舞剧和电影，久映不衰。
1868年8月，拉玛四世率西方外交使团赴暹罗南部观测日全食，在这次现代气息颇为浓厚的旅行里，他不幸因蚊虫叮咬而染上疟疾去世，其嫡子朱拉隆功被王公大臣推举继位，即有名的拉玛五世尊宗浩国王。朱拉隆功幼年跟随安娜学习英语，并从她那里了解到了不少现代化知识，眼界大为开阔，安娜还在他的心目中无形培养了“暹罗只有改革才有出路”的信念。英国人只用万余兵力便击败强大的大清帝国和缅甸王国的事实尤其令年幼的朱拉隆功感触颇深，决心学习西方，推行维新自强。即位3年之后，18岁的朱拉隆功即出访新加坡、爪哇和印度，学习西方列强对亚洲国家的统治之道。
与当时清朝进行的洋务运动相比，朱拉隆功推行的改革更像日本式的维新 ，也就是说不光仅引进西方文物，而且引进先进制度，对本国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进行变革。对于暹罗来说比较幸运的是，这个国家不象中国那样以天朝自居、放不下脸面学习西方，而是正好相反，对于新事物从不排斥，也无坚持“华夷之辨”、“祖宗之法不可废”的“刚勇忠烈之士”。对于西方世界的态度，暹罗王室在当时的亚洲君主中独树一帜，既没有闭关自守，也没有盲目对抗。拉玛五世出访归来后便下令宫廷改穿西式礼服，免去跪拜之礼，废除宫廷肉刑和传统的“政务头” ，改留西式长发。1874年，暹罗废除了6个世纪之前从高棉引进的奴隶制，规定1868年以后出生的奴隶之子全部变为自由民，家生奴21岁后即可获得自由，并废止债务奴。1881年，拉玛五世创办宫廷侍卫学校，成为后世著名的“朱拉隆功大学”的前身，并在同一年开办了图书馆。随着新式学校越来越多，暹罗于1887年仿效欧美，成立了专门的教育部，负责管理国家教育和规范教育体系。同是1887年，拉玛五世在萨拉隆行宫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培养现代军事指挥人才，随后又创办了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学校。
19世纪末，英国与法国在中南半岛上展开了激烈角逐，英国控制了缅甸和马来半岛上的许多土邦国，法国则逐步从清朝和暹罗手中攫取了对安南、东京、交趾支那、老挝和高棉的宗主权。那时的暹罗也象清朝一样，被迫与英法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根据1855年第二次《英暹条约》和1856年《法暹条约》，英法两国在暹罗享有领事裁判权，两国商品关税不得超过3%，两国公民可以自由进入暹罗，军舰可以自由驶入湄南河口，直抵曼谷。此后美国、德国、俄国也纷纷与暹罗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拉玛五世亲政后，将外交重点放在了防备法国上。
1870-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法国人认为挽回脸面的最好办法就是扩大他们在黄金半岛 上的殖民地。1883年，法国完全占领安南，1884年将其“保护国”柬埔寨变为殖民地。法国占领安南后，其领土与暹罗的三个藩属国万象、琅勃拉邦和占巴塞接壤，法国人提出这三个小国也曾经向安南称臣纳贡，对其提出了领土要求。1886年，暹罗与法国签订关于安南与老挝地区边界的协约，规定暹罗将湄公河以东的全部领土转给法国，但河东岸的琅勃拉邦仍为暹罗所有。同年英国人废黜了缅甸王族，将缅甸变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这样英法两国在东南亚的领地都与暹罗接壤。此后英法两国多次就暹罗的领土问题进行谈判，双方都希望暹罗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作为英法领土之间的缓冲国，不愿意对方扩大在暹罗的势力。暹罗则巧妙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面对咄咄逼人的法国势力，聘请英国人为王室顾问，将北部山区的柚木开采权和南部的锡矿开采权授予英国商人，暹罗的森林、采矿、水利灌溉和资源调查部门也都聘请英国顾问，以此换取英国对暹罗主权的保护。
1893年，法国驻暹罗公使指责拉玛五世的英国顾问雅克敏是“挑拨暹法关系的坏蛋”，法国与暹罗的边境摩擦也愈演愈烈，双方都指责对方侵犯边界、进行杀戮和绑架。1893年4月6日，法国指责暹罗举兵进攻湄公河东岸地区，因此要求暹罗割让湄公河以东的全部领土，并严惩越境的军官。7月13日，法国炮舰以庆祝法国国庆日为借口驶入湄南河口，河口的暹罗炮台向法国军舰开炮，法舰开火还击，双方各有伤亡。法国军舰最后进入曼谷河段，停在法国公使馆前示威。英国见暹法关系紧张，连忙派遣驻扎在新加坡的“帕拉斯”号和“敏捷”号巡洋舰前往湄南河，威慑法舰。
河口之战后，法国公使奥古斯特•巴维向暹罗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暹罗割让所有老挝族人的聚居地，惩办河口炮台军官，并赔偿300万金法郎。暹罗政府对法国的最后通牒不予理睬，法国公使登上炮舰离开曼谷，开始封锁暹罗湾。这时的英国已经与法国在非洲殖民地产生了诸多不愉快，因此并不希望直接出面干涉暹法冲突。英国外交大臣向暹罗朝廷发出急电，建议暹罗全面接受法国的要求。1893年10月3日，暹罗被迫将湄公河东岸和河中全部岛屿割予法国，暹罗军队撤出河西岸的尖竹汶府，暹罗不得在马德望府、暹粒府 和湄公河西岸25公里范围内建设军事设施。
暹法冲突结束后，英法两国就双方在中南半岛划分势力范围事宜进行多次谈判，1896年，两国达成协议，维持暹罗当时的边界，不允许任何第三国在暹罗挑起事端 。1907年3月，暹罗又割让马德望、暹粒、诗梳风三府，以换取法国放弃在暹罗的治外法权，法国则将丹赛府和达叻府归还给暹罗，并从尖竹汶府撤军。这是拉玛五世外交路线的新变化：他以割让边远属

近代泰国的进步得益于一个开明的国王群体，从拉玛四世到拉玛五世，再到后来的拉玛六世，接受西方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也越来越完整。在拉玛五世的77位子女中，继位成为拉玛六世的瓦栖拉兀王子排行第29，他在1894年时即去英国留学，攻读英语、法语和法律，当时年仅13岁。1900年，瓦栖拉兀加入英国陆军，在军中服役，以学习英国的先进军事制度。在回国之前，他还游历了美国和日本，拜访过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参观了西点军校，在访问日本时还曾向明治天皇请教开化治国之道。不过，像同时期的菲律宾独立运动领袖黎刹那样，在异域的攻读反而坚定了瓦栖拉兀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即位后曾回顾说：“我回国时比离开暹罗时更加是一个暹罗人。”
为什么国王竟然成了暹罗的近代思想先锋呢？因为由于当时暹罗所处的历史环境所限，接受先进思想、聘请西方教师、出访欧洲等等只是国王及其近臣亲属的特权。在当时，国王的头脑里充满着几乎高于一切臣民的丰富的近代文明知识，思想解放在君主专制的环境里竟成为君主的特权，暹罗的封建君主制贵族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不过，尽管暹罗的国王们愿意接受西方的许多新鲜事物，但坚决拒绝了引入国会宪政体制，因为“暹罗臣民的文化素质还未达到民主的要求”。泰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是到1932年政变之后才正式确立的。对于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做法，与朱拉隆功同时代的福泽谕吉曾说，西洋文明并非尽善尽美，“千百年后，人类的德智已经高度发达，……再回顾现在西洋各国的情况，将会为其野蛮而叹息”。但他认为，文明的发展是阶梯式的，不发达地方的人民，若想使本国进步，就必须以走在前头的欧洲文明为目标。他批评说，有一种倾向，即只谈文明的外表，却忽视了文明的精神。这种精神亦可称为国民的“风气”，若就时间来说，可称作“时势”，就人来说，可称作“人心”。使欧亚两洲的情况相差悬殊的就是这个精神，近代实行维新的日本和暹罗与保守落后的中国相差的也正是这个精神。
拉玛六世在英国留学时，便已深知暹罗之所以能摆脱沦为洋人殖民地的危险，是因为它偶然幸运地处于英法两国的夹缝之中。不过虽然武力获得殖民地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如果国家内部发生了暴乱、对列强的公民和商业利益造成威胁，那么列强就会派遣军队来镇压，以保护其自身利益。为了维持中立和自主，暹罗必须有足够的军队，以维护国家内部安定，不给列强造成入侵的口实。在这种想法下暹罗开始了军事改革。
暹罗军事改革的负责人是拉玛六世的弟弟扎克拉彭亲王（国防大臣兼陆军参谋长）。他首先将海军从国防部分离出来，成立单独的海军部，还在暹罗湾建起了海军基

暹罗与日本的正式交往始于1887年，两国于该年9月签订《暹日修好通商条约》。1898年，两国又签订了《日暹修好通商航海条约》，日方提出的条约文本参照1855年英暹条约，要求在暹罗享有领事裁判权。日本这时也在争取西方各国废除在日领事裁判权、并收复关税自主权，因此日本的要求引起了暹罗的不满。但是暹罗的政治及军队建设有赖日本的帮助，因此最后不得不接受日方条约文本 。
在朱拉隆功维新中，暹罗从日本进口了大量军事装备。1907年，日本为暹罗海军建造了4艘鱼雷艇和2艘驱逐舰。1911年拉玛六世即位时，伏见宫亲王代表明治天皇，率领“伊吹”号巡洋舰出席了他的加冕仪式。此后暹罗与日本的交往更趋密切，暹罗向日本派出多批贵族留学生，其中甚至包括数批女子留学生 。
日本将暹罗看作扩大日本在东南亚影响的突破口和前进基地，1920年，拉玛六世访问了日本，其间曾经去瞻仰著名的镰仓大佛，日本报纸在登出拉玛六世叩拜镰仓大佛的照片同时，大肆鼓吹“暹罗人民和日本人民在宗教信仰 上的共同性具有重大意义”，日本派往暹罗的外交人员、政府顾问和传教僧人也大力宣传“暹罗民族与大和民族是同一个起源”，向暹罗人灌输日本版的“泛亚细亚主义”思想。在20年代初，还成立了具有官方背景的“日暹协会”，其成员包括日本的官吏和财阀，以及暹罗的王亲贵族。
在日本的教唆下，暹罗的民族主义逐渐发展为狂热的沙文主义。暹罗贵族和军官开始幻想夺回中南半岛上的失地，为此借助歪曲佛教教义的方法在国民中煽动好战情绪。在被日本用作侵略工具的佛教本愿宗的影响下，暹罗统治者抽掉佛教中的非暴力教义，断言“佛陀从来没有禁止信徒们拿起武器进行自卫”，释迦牟尼的一些语录还被编入军队誓词。暹罗政府借鉴日本利用神道教来对国民进行宗教麻醉的经验，宣布小乘佛教为国教，国王是佛教的宗教首领，成为暹罗版的天皇“现人神”。暹罗儿童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观念：任何一个国民，只有成为佛教徒，才能成为真正的爱国者。爱国的具体表现就是忠君、忠于佛教。
到20世纪30年代，暹罗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在国内形成了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以国王和王族为首的封建贵族统治集团表示出不满，要求改变专横、专制的统治方式。人数日益增多的暹罗知识分子和在国外接受教育的青年军官也成为这一阶层的代表。1928年，暹罗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曼谷成立了民党，该党随后迅速发展为国内最主要的反对派力量，该党左派领袖比里•帕侬荣博士 深受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思想影响，甚至号召在暹罗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
在当时的暹罗，国王手中集中了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国家行政机

阿南塔•玛希顿继承王位时年仅10岁，与寡母和弟弟在瑞士洛桑居住。由于差克里王朝100多年的族内通婚，新王身体孱弱，自幼贫血，必须在气候凉爽的地区长年居住，因此暹罗国内的最高权威实际上是以拍凤和披汶•颂堪为首的军人执政集团。
披汶•颂堪就任国防部长后，开始公开宣称国家需要军人专政。他认为，只有加强军事力量，暹罗才能顺利地向前发展。为了同英法帝国主义对抗，暹罗应该学习富于侵略性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榜样。为了宣传加强武装力量的方针，暹罗国防部开始组织眩目的盛大阅兵式，并向国民散发了大量小册子，颂扬暹罗的军队和它过去的“武功”。为了“激发青年的好战精神”，披汶•颂堪还在1935年成立了暹罗的青年法西斯组织“青年党”。军人集团所推行的民族主义宣传在一部分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官吏中得到了响应，到1938年，“青年党”的成员已经超过了10000人。披汶•颂堪还仿照纳粹和法西斯党章，提出了泰国版的“惟国主义信条”：热爱自己的祖国胜于自己的生命，要做勇敢的战士，对友（日本）和，对敌（英、法、中）狠；尊敬佛教胜于自己的生命；在农业和手工业中要成为生产能手；尊敬妇女和老人，爱护儿童，服从上级领导。
随着政府中军人集团势力的加强，暹罗国家预算中越来越多的拨款都用在了军事开支上。早在30年代初，扩军就成为暹罗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旨意。1933-34财年，暹罗的国防拨款是1500万铢，比上一财年多出350万铢。1936-37财年的拨款增长到2200万铢，1937-38财年又增长到2600万铢。增加的国防拨款主要用来向国外订购军舰和飞机。从1935年到1938年，暹罗向日本订购了2艘重型海防舰、2艘轻型海防舰、4艘潜艇和3艘警戒快艇，同时还向意大利订购了2艘4300吨级轻巡洋舰（未交付）、2艘扫雷舰和8艘鱼雷艇。披汶•颂堪上台伊始，暹罗空军只有少数法国淘汰下来的“布雷盖”和“纽波特”战斗机，几乎全是一战时期的旧货。30年代中期以后，暹罗从美国进口了一些老式的“寇蒂斯”和“钱斯•沃特”战斗机，以及6架“马丁”B-10轰炸机，但是其最先进的飞机则都采购自日本的“中岛”、“三菱”和“立川”等飞机公司，此外暹罗还向意大利订购了17架鱼雷轰炸机。
除了军事联系外，暹罗同日本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也日益密切。1933年，暹罗成为唯一在国联投票反对因炮制伪“满洲国”而谴责日本的国家。暹罗从英国进口的货物从1932年的1228万铢跌落至1934年的1087万铢，从日本进口的货物却由585万铢猛增至1465万铢。日本大量购进暹罗的锡、原棉、棉布和衬衫，并以比英国货低得多的价格廉价向暹罗销售“达特桑”轿车 和自行车，以及照相机、无线电产品、水泥、纸张和生丝。日本还计划在暹罗投资兴建炼锡厂和制糖厂。到1934年，当报纸上登出暹罗政府允许日本在克拉地峡开凿沟通暹罗湾与印度洋的运河时，一直以非常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日暹接近动向的欧洲国家更加惶恐不安了。开凿克拉运河对英国来说尤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这样一条运河如果通航，就会使新加坡失去其在航运、商业和海军方面的战略意义，并加强日本在这个地区的地位。令暹罗人满意的是，他们用“同日本接近”这一屡试不爽的武器，在同英国的关税及贷款谈判中夺得了一些相当有利的条件 ，这些甜头反过来进一步推进了暹罗上层人士与日本靠拢的决心。
同样是在日本的影响（或授意）下，暹罗开始利用国家及其来限制在其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华人和华侨的权利。暹罗政府开始向华人企业征收高额所得税，并计划将大部分属于华侨的碾米厂收归国有。从1934年起，在华侨学校里必须学习泰语，并借口“进行三民主义宣传”关闭了一些华侨学校。暹罗政府还从30年代起阻挠中国人入境。在派往暹罗军队和政府的日本顾问影响下，到30年代末，暹罗军人集团中一些极端份子甚至开始主张以最极端的肉体消灭和种族灭绝措施来“解决华人问题”。暹罗著名的历史学家、右翼思想家銮威集•瓦他干于1938年7月在朱拉隆功大学发表演说时，谈到了犹太人在德国的命运问题，并暗示“暹罗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办法来解决暹罗境内的中国居民问题”。这篇演说在暹罗引起了极大的愤慨，国民议会向担任总理的披汶•颂堪（他的祖父也是华人）提出质问，暹罗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也对这个灭绝华人的计划表示不满，但军人集团的成员却暗中对銮威集•瓦他干的观点表示赞许。他们想通过这种途径迅速扩大和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增加财富，消灭经济上的竞争者。
1939年6月24日，暹罗国民议会决定将国名由“暹罗”改为“泰国”（Muang Thai），英文国名由“Siam”改为“Thailand”。“泰”在泰语中是“自由”、“独立”的意思，“暹罗”一名则来自梵语，意为“黄金”。废弃这一使用了13个世纪的古老国名，无疑与当时暹罗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有关。泰国的民族沙文主义者还提出了“大泰国”的口号，认为老挝人、越南的孟族、中国的傣族、缅甸的掸族都属于“人种学上的泰族”，打算把“3000万有泰族血统的人”全都联合在“大泰国” 之内，在中南半岛建立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
1939年9月3日，英法因波兰问题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披汶•颂堪立即宣布泰国中立，但随即向国民发表了一篇演说，称“现在是要求法国归还因1893年条约而被割让的领土的时候了”。从1939年起，在曼谷和泰国东北边境与法属印度支那接壤的一些城市就多次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法游行，还组建了沙文主义组织“泰血团”，要求从法国手中“收回”老挝和柬埔寨西部的领土。
1939年日本占领海南岛后，英国驻马来亚总督、英法远东舰队司令和美国亚洲分舰队司令都拜访了泰国，力求同泰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日本对此进行了反击，于1940年6月12日同泰国签订了友好条约，规定日泰双方“相互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此外日本还要求泰国允许其使用泰国的海空军基地及铁路。英国和法国预感到事态的发展对其不利，于是竭力使泰国保持中立，并且也同泰国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但是泰国只批准了和英国的条约，没有批准同法国签订的条约，原因是法国拒绝“归还”湄公河西岸的领土。
1940年6月法国出人意料的败亡使泰民族主义者看到了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在远东，法国当时驻有5.5万人的军队，保护着在印度支那的4万名法国侨民，并维持对2500万当地人的统治。法国投降后，其海外殖民地仍处于维希政府统治之下，德国在停战协定中还特别允许法国海军中“为维护其殖民帝国利益”而统辖的那部分舰队不必解除武装。但是由于英国海军已经对法国实施封锁和禁运，法属印度支那同外界的交通已经基本上断绝。维希政府头子贝当元帅为此多次请求德国人允许法国派船向印度支那运送军火和给养，还特别指出这是为了 “保护白人种族在亚洲的权益”。但是已经同东京结成盟友的德国人对此并不热心，只是将维希法国的请求转达给了日本。
法国投降后，法属印支总督卡特鲁（Georges Catroux）带着一名副官只身投奔戴高乐，维希方面遂任命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让•德古海军中将（Jean Decoux）为印度支那总督。为了讨好日本人，德古关闭了滇越铁路，切断了中国的物资入口通道，但这些措施并没能令日本人满足。1940年9月，日本向德古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允许日军自由使用法属印度支那的铁路和军事基地，允许日本在其北部地区驻军，并允许在中国遭到压力的一个师团进入越南领土，撤退到海防港。德古还在犹豫不决时，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便于9月22日开进了法属印度支那，迅速占领了边境城市同登和谅山，日本海军军舰开入海防港，日军飞机在河内上空飞来飞去，对法国殖民当局进行武力恫吓。经过两天的边境战斗，法军损失了约800人。在日本发动进攻的同时，越南南北方还爆发了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暴动，正奉命调往柬埔寨应付泰国威胁的一营外籍军团和一营法属殖民地部队不得不借助炮兵的力量，在起义者的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解救陷在西贡的法国人。最后维希方面不得不答应日本的驻军要求，换取日本承认法国对印度支那的主权。
就在法国焦头烂额的同时，泰国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满足其领土要求。以外交大臣比里•帕侬荣为首的一部分泰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列强，还是日本这样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对泰国来说都是一样的危险，因此他们力求利用日本与英法之间的矛盾，不投靠两大阵营的任何一方。9月4日，即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前两个星期，泰国陆军部副部长銮波迈滴就曾向德古提出秘密建议，要求与其结成反日扩张的军事同盟，“报酬”是把湄公河西岸的老挝领土以及柬埔寨西北三省割给泰国。德古拒绝了这项建议。与此同时，泰国海军部长探隆•那瓦沙瓦率亲善代表团访问了英属印度、缅甸、马来亚和澳大利亚，试图“加强泰国和英帝国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但是随着法国在远东的力量日益削弱，这一部分泰国人的政治主张被更加急进的领土要求所取代。
1940年9月28日，披汶•颂堪总理向维希法国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有朝一日法国放弃对印度支那的主权，那么老挝和柬埔寨就必须割让给泰国。披汶•颂堪随后向全国发表广播声明，称“法国已经无力进一步控制印度支那了……我们在柬埔寨和老挝的泰族兄弟很快就会自由了……他们将加入到我们的立宪制的社会中来，并将受到国王陛下的保护”。美国当局为此在马尼拉扣留了泰国空军购买的12架飞机，但英国和日本则对披汶•颂堪的声明表示欢迎。英国希望借牺牲法国的领地来安抚泰国，以减少日泰联盟的机会。日本虽然想独占印度支那、不愿意同泰国一道瓜分，但在当时对日本更为重要的是把泰国拉到自己一方，以便将来利用泰国的领土入侵英国的殖民地。
1940年10月15日，维希政府拒绝了泰国的全部领土要求，披汶•颂堪开始用战争相威胁。11月30日，在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漫长边境上开始爆发交火事件。12月2日，日本进行了最后一次调停，称如果泰国的领土要求仅限于湄公河西岸的老挝，那么日本就支持泰国，但维希法国仍不愿割让任何领土。英国也进行了类似的调停，同样毫无结果。
1941年1月9日，泰国军队在飞机和炮兵的掩护下进入柬埔寨，很快占领了诗梳风省。1月11日，泰国空军6架“马丁”B-10轰炸机在4架“霍克”75N战斗机护送下轰炸了河内。1月13日，泰国军队又越过了老挝的边界。到1月中旬，5个师的泰国陆军部队与法国殖民地部队之间的战争已经在10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展开。泰军的主攻方向有4处：老挝北部的琅勃拉邦地区，泰国军队很快占领了这里，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老挝南部地区，泰军于1月19日越过了湄公河，向历史上曾臣服于暹罗的占巴塞地区进攻；扁担山脉（Dangreks），泰军在这里来回往返，寻找法军，但徒劳无功；马德望省的殖民地1号公路（RC1），泰军与法国外籍军团在这里展开了最激烈的战斗。泰国军队沿1号公路的推进首先受挫于法属殖民地军队的高棉狙击兵，随后于1月16日遭到法国殖民地步兵第11团的3个营 的反击。泰国军队装备了6吨维克斯轻型坦克，法军没有任何装甲车辆，但仍令泰军困步不前。在马德望西北的普冷，泰军两个团在6辆坦克的掩护下冲进了法国外籍军团第5团的一个兵营，该兵营内只有200多名士兵、1门75mm炮和2门25mm炮，但他们仍然摧毁了3辆泰国坦克，泰军被迫掉头撤退。
在暹罗湾上，泰国海军战舰四处游弋，寻找法国远东舰队（Forces Navales d’Extreme-Orient，FENO）的踪影。自从法国投降后，这支舰队就处于半荒废的状态，既不能抵御日本军队进驻印度支那，也不能冲破英国的海上封锁线。远东舰队分为两部分：一支主要的舰队负责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的防务，一支规模小得多的舰队由5艘内河炮艇组成，负责守卫湄公河，并承担维护

根据《日泰同盟条约》的秘密议定书，日本将帮助泰国“收复”割让给英国的马来省和缅甸的掸邦（后者从未曾归暹罗或泰国统治过）。日本在开战的最初两个月在东南亚横扫英荷美军队的“战果”令泰国的亲日派陶陶然，为了在与日本的同盟中争取有利地位，泰国于1942年1月25日向美国和英国宣战。1月底，从马来亚起飞的英国轰炸机对曼谷进行了轰炸。
泰国和日本缔结军事同盟引起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在签署《日泰同盟条约》的当天，披汶•颂堪政府的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都愤而辞职，远在华盛顿的泰国驻美大使蒙拉查翁•社尼•巴莫亲王一方面派人与远在瑞士的年轻国王联系，一面在华盛顿发表声明，称“余将不再听命于曼谷的泰国政府”。当披汶•颂堪政府对美宣战的声明传到华盛顿的泰国使馆时，巴莫亲王对其置之不理，根本未将宣战公告送给美国国务院。1个月后，巴莫亲王在美国组建了“自由泰”运动，泰国驻美大使馆成了泰国海外抵抗运动的核心。泰国驻英国大使苏萨瓦翁沙尼•萨瓦地瓦亲王在英国也组建了“自由泰”。在泰国国内，披汶•颂堪元帅的老友和多年的政治伙伴比里•帕侬荣博士 也成了国内“自由泰”运动的秘密领袖，从此与披汶•颂堪分道扬镳。
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的协助下，“自由泰”运动在泰国全国迅速展开，据美国驻泰国情报组负责人史密斯（Nicol Smith）的估计，到1943年，“自由泰”已经拥有5万名正式成员和数十万提供支援的志愿者。此外，泰国国内残余的保皇派势力也和亲英美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了政治联盟，力图推翻披汶•颂堪的统治。
日本军队进驻泰国后马上原形毕露，成为作威作福的太上皇，不仅接管了泰国的30多处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而且将泰国军队和官方的物资储备仓库攫为己有。进驻曼谷的日军查封并洗劫了英国、美国、丹麦等国开设的银行、商行和货栈，中、美、英等“敌国”侨民的财产和存款都被没收。日军还“征用”了沿湄南河漂运到曼谷锯木厂的28万根巨大柚木，并强迫泰国商人按照1：1的汇率 接受一文不值的日本军票。曼谷市民纷纷把自家的女儿关在家里，但还有不少年轻女子落入日军魔掌。泰国国内怨声载道，最后连政府内的亲日派都向日军提出了激烈的抗议，以至驻泰日军不得不有所收敛。日军让出了曼谷港，日货也开始缴纳关税。日本南方军司令部将被占据的外国银行交给了泰国政府，但银行内的一切外汇和有价证券都被运走了。在日军移交给泰国的英资锡矿里，所有的洗矿机都被拆走，被日军扣押的外国船只和车辆也被运回了日本。为了将物资和部队直接由陆路运到缅甸，日军还征发泰国民工和盟军战俘修筑从泰国南部佛统至缅甸毛淡棉的铁路，这条400公里长的铁路很快获得了一个阴森森的绰号：“死亡之路”，在其建设工程中，有15万泰国民工和1500盟军战俘因疟疾、痢疾和营养不良死于闷热瘴湿的沼泽森林中。
作为亲日派的中坚力量，披汶•颂堪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无往不胜” 的皇军面前觉得很没面子，就象德国对欧洲的胜利进军曾令墨索里尼自惭形秽那样，因为他曾对其国民夸下海口，称泰民族也是一个常战常胜的“优秀种族”。因此他在1942年初下令组建“北部军区”，准备对缅甸发起进攻，吞并整个掸邦以及萨尔温江以东的缅甸领土。
由于日本反对泰国吞并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毛淡棉和克伦邦，因此泰国只好将其目标限制在掸邦地区。泰国报纸开始为此制造声势，连篇累牍地登出“暹罗古名来自暹族，暹族就是掸族，也是泰族”之类的文章。但是日本还要考虑安抚缅甸傀儡政权的问题，因此也反对泰国将整个掸邦一股脑儿全都吞下去，只答应泰国占领掸邦东部地区。即使如此，日本试图迫使缅甸傀儡政府向泰国和平移交东掸邦的努力还是遭到了缅甸傀儡政府首脑巴矛的反对，他在新加坡拜会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时曾为此提出抱怨，称“无论缅甸族还是掸族，都不愿意看到掸邦被分割开来”，东条为此彬彬有礼地向他表示“最诚挚的歉意”。
泰国“北部军区”司令一职交给了曼谷赛马俱乐部主席銮塞力•隆格里中将，他曾在1941年泰法冲突时负责组织泰国军队的后勤运输。这一次他面临的运输任务要困难得多，泰国的铁路最北端只通到清迈府，由此到缅甸国境还有120多公里，而且都是曲折嶙峋的山路。泰军士兵大多来自温暖湿润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不习惯西北边境凉爽干燥的山地气候，很多人染上了疾病。更为重要的是，此时泰国部队还不知道他们要同谁作战：英缅当局已经撤退到印度，日本人扶植的“缅甸独立军”正忙于同占国内人口总数1/4的少数民族交战，其中包括他们要去“拯救”的掸族。
1942年5月3日，27架泰国飞机空袭了掸邦高原东部城镇景栋，那里驻扎着一支既不是英军，也不是日军或伪缅军的部队：中国国民党第93师。中国军队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驻缅甸的，其目标是确保滇缅公路这一当时中国唯一的物资进口通道的畅通。国民党部队遭到空袭后撤出了景栋，数周后，由炳•春哈旺元帅指挥的泰国陆军部队占领景栋，升起了泰国国旗。披汶•颂堪对泰国军队的这一小小胜利高兴不已，宣布“英武勇猛的泰国军队已经从敌人手中收复几个世纪的失土”，“振兴了泰国的国威”，并宣布将包括孟板、景栋在内的东掸邦改名为“原泰邦”，正式并入泰国。
国民党军队撤出景栋后，分散到其周围的山谷和森林中，利用1942年雨季来临的机会，对进驻景栋的泰军发动了一系列骚扰作战。中国军队和掸邦游击队炸毁了数座桥梁，再加上土质公路在雨季变为一片泥潭，景栋驻军陷入缺粮少药的境地。到1943年1月披汶•颂堪亲自视察掸邦时，疟疾和登革热已经夺去了将近1/5泰军士兵的性命。披汶见到这般惨状，紧急下令从曼谷向掸邦地区空运10吨奎宁，以及糖、钞票、军医和参谋军官，还有上百辆牛车的香蕉，以救景栋驻军之急。
1943年2月，正当披汶•颂堪对掸邦进行第二次视察时，从西方传来了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非战场遭到惨败的新闻。这些消息头一次向泰国的亲日派表明他们有可能上错了船，因为轴心国这艘起初耀武扬威的战舰开始出现一个又一个破洞了。2月28日，返回曼谷的披汶总理被迫宣布辞职并解散内阁，虽然他随后又被国民议会任命为总理，但泰国新内阁发生了明显的人事变动，一些最死硬的亲日分子，如号召对华人进行种族灭绝的銮威集•瓦他干，被排挤出了新政府。
重庆的中国电台监听到泰国发生内阁变动的消息后，蒋介石立即对泰国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他说：“我郑重声明，无论中国，还是其盟国，都对泰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也不想侵犯它的主权和独立。”蒋介石指出，中国把泰国看作是被敌人占领的国家，而不是敌对国家。他号召泰国人民拿起武器反对日军，并同盟国合作。几天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发表特别声明，称蒋介石的讲话不只代表中国，也代表美国对泰国地位的看法，以及对泰国政府采取新政治路线的殷切期望。
披汶•颂堪重组内阁后，美国和中国加强了对泰国的策反工作，在重庆建立了对泰国进行宣传广播的泰语电台，“自由泰”运动驻重庆的情报人员与中国情报部门交换有关日军的情报。由泰国赴美留学生组成的谍报小组在印度的阿萨姆接受热带丛林作战训练后翻越喜马拉雅山前往重庆，在重庆附近的“中美合作所”接受情报训练，然后秘密潜入泰国，一部分人在北部的清迈地区同当地的抗日部队建立联系，一部分人深入到曼谷，同那些对日本表示不满的政治家、贵族和军队将领建立了联系。
日本特务机关对泰国国内反对派动向有所了解，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亲自逮捕那些反对派人士，只好加强对泰国的拉拢工作。1943年7月，东条英机前往曼谷，与披汶就有关“巩固大东亚共荣圈”的措施进行谈判。在随后的联合公报中，东条“以最坚决的言辞保证，日本永远尊重泰国的主权和独立，并希望泰国繁荣昌盛。”日本还将马来亚北部的玻璃市、丁加奴、吉打和吉兰丹四个州正式移交给泰国。日本的报纸和画报对这一“慷慨”举动大加吹捧，说：“东条将军作为首相，除了到满洲国作过礼节性的回访外，还从来没有到任何独立国家访问过。因此，对首相采取的主动行为应赋予不平凡的意义，因为它清楚地证明了日本同泰国以及大亚洲其他国家和民族在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全面合作的坚强决心。”然而日本的拉拢措施并没有奏效，日军在太平洋的节节败退反而进一步加强了泰国人抛弃日本的决心。
1944年初，从印度起飞的盟国飞机开始对曼谷的港口、车站、机场和货场进行战略空袭，2月19日，美国B-24“解放者”飞机还轰炸了兜率宫。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更令泰国百姓怨声载道，对披汶•颂堪政府背心离德。战争还给泰国经济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损失：签订《日泰同盟条约》后，泰国皇家国库储存在伦敦的60多吨黄金便被英国政府冻结；大米、锡、橡胶和柚木的出口额下跌了80%至100%，引起泰国农业和矿业的严重萎缩；由于日本强令泰国种植棉花取代稻米，泰国的大米产量从战前的570万吨跌落至1944年的350万吨，水灾和鼠疫使泰国的耕牛数减少了60%；泰铢的发行量增加了9倍多，泰国还被迫贷给日本50多亿日元……经过与日本三年多的同床“共荣”，泰国已是一片满目疮痍的景象。
1944年7月18日，东条英机内阁由于“战局日非”而被迫辞职，一个星期后，泰国国民议会拒绝了披汶•颂堪政府的两项提案，一度威风凛凛的披汶元帅也步其保护人的下场，被迫宣布内阁总辞职，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泰”运动秘密成员、保皇派地主宽•阿派旺，此外还有一批著名的反日派代表人物加入内阁，实际上在泰国组成了反日、亲同盟国的政府。美国和英国随后向泰国空投了很多情报人员和电台报务员，以及175吨武器弹药。
从1944年底起，泰国政府和“自由泰”运动便加紧组织，准备在1945年春季发动反日起义，但由于从1945年1月起，英军在缅甸对日军连续发动代号“首都行动”、“德拉库拉行动”的反攻，驻缅甸的日军第15集团军退入泰国领土，起义工作一再推迟。此外，美国出于战略考虑，也要求“自由泰”起义的日期必须征得美军司令部的同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8月6日，比里•帕侬荣博士作为国王三人摄政委员会仅存的成员 ，宣布1942年披汶•颂堪政府对英国和美国的宣战公告是军人集团的个人行为，“是违背泰国人民意志的，也是违反泰国宪法和法律的”。泰国国民议会也于同一天通过决议，宣布当年的宣战无效，并废除1941年12月8日以后同日本签署的一切条约和盟约。美国国务院早在1945年2月就曾发表声明，由于巴莫亲王从未将泰国的宣战声明送交美国，因此美国一开始就不认为它同泰国之间存在着战争状态，而且考虑到“自由泰”运动为盟国做出的贡献，因此宽宏大量地决定不将泰国视作轴心国成员或战败国。
但是，尽管美国（以及中国）不将泰国视作交战国，但曾直接与泰国军队交战的英国和法国却不这么看。1946年1月1日，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与泰国签署停战条约，泰国退出兼并的马来亚北方四州并归还所有被掠财产，赔偿英国公民因泰国的战争行动而造成的损失，保证未经英国同意不得开凿克拉运河，并向正处于战后饥谨之中的英国赔偿150万吨大米。泰国还必须将国名恢复为“暹罗” 。法国也要求泰国归还其占领的印度支那领土，否则不同意泰国加入联合国。不过，对比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这样的轴心国成员来，泰国受到的惩罚无疑宽大得多。泰国一个世纪来周旋于列国之间谋求生存的外交技术之“巧”，至此发挥得淋漓尽致，泰国也凭借这种机智灵活，在战后的国际社会重新赢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并最终发展为东南亚最富庶繁荣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