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鹊，其真实姓名是秦越人，又号卢医。据人考证，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四O七年），卒于赧王五年（公元前三一O年）。他为什么被称为“扁鹊”呢？这是他的绰号。绰号的由来可能与《禽经》中“灵鹊兆喜”的说法有关。因为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为那里带去安康，如同翩翩飞翔的喜鹊，飞到哪里，就给那里带来喜讯。因此，古人习惯把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称为扁鹊。秦越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刻苦钻研，努力总结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成为一个学识渊博，医术高明的医生。他走南闯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获得人民普遍的崇敬和欢迎。于是，人们也尊敬地把他称为扁鹊。

　　扁鹊善于运用四诊，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了与他有关的两个医案：一个是用脉诊的方法诊断赵子简的病，一个是用望诊的方法诊断齐桓侯的病。

　　有一次，他到了晋国（今山西、河北、河南一带），正碰到了晋国卿相赵简子由于“专国事”，用脑过度，突然昏倒，已五天不省人事了。大夫（官名）们十分害怕，急忙召扁鹊诊治。扁鹊按了脉，从房里出来。有人尾随着探问病情，显得很焦急。扁鹊沉静地对他说：“病人的脉搏照常跳动，你不必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就会康复的。”果然过了两天半，赵简子就醒过来了。准确地用切脉诊病是扁鹊的首创。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高度赞扬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近代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说：扁鹊“是切脉治病的创始人”。

　　又有一次，他路过齐国都城临淄的时候，见到了齐国的国君齐桓侯。他看齐桓侯的气色不好，就断定他已经生病了，便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有病在肤表，如不快治，就会加重。”桓侯听了不以为然，说：我没病。”扁鹊见他不听劝告就走了。这时，桓侯对左右的人说：“凡是医生都是贪图名利的。他们没有本事，就把没有病的人当有病的来治，以显示本领，窍取功利。”过了五天，扁鹊又来见齐桓侯，作了一番观察之后，对齐桓侯说：“你的病到了血脉，不治会加重的。”桓侯听了很不高兴，根本没有把扁鹊的话放在心上。再过五天，扁鹊又来见齐桓侯，经过细致的观察，严肃地对他说：“你的病进入肠胃之间，再不治，就没救了！”齐桓侯听了很生气，当然也没有理睬扁鹊的话。等到扁鹊第四次来见桓侯，他只瞥了一眼，就慌忙跑开了。齐桓侯发觉扁鹊不理睬自己，就派人询问。扁鹊说：“病在肤表，用汤熨可以治好；病进入血脉，用针灸可以治好；病到了肠胃，用酒剂也能治愈。如今齐桓侯的病已经深入骨髓，再也没法治了，我只好躲开。”又过了五天，齐桓侯果然病重，派人请扁鹊来治，扁鹊早已逃离齐国，而齐桓侯因误了治病时机，不久也就死了。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扁鹊就能从齐桓侯的气色中，看出病之所在和病情的发展，这是很不简单的。所以，汉代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赞赏不绝地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扁鹊不仅善于切脉和望诊，而且善于运用针灸、按摩、熨贴、砭石、手术和汤药等多种方法去治疗各种病症。有一次，他和弟子子阳、子豹等人路过虢国，虢太子恰好患病，病得很厉害，人们都以为他死了。为此，全国正举行大规模的祈祷活动，把国家大事都撂在一边。扁鹊找到了中庶子（太子的侍从官）问道：“太子患什么病？”中庶子答道：“太子中邪。邪气发泄不出去突然昏倒就死了！”扁鹊进一步了解了太子发病的各种情况，就信心百倍地对中庶子说：”你进去通报虢君，就说我能救活太子！”但中庶子不信扁鹊能“起死回生”，不肯去通报，而且嘲讽扁鹊说：“你既无上古名医俞跗的本事，反而说你能救活太子，就是不懂事的婴儿也会知道你是骗人的！”扁鹊气愤地说：“你这是从竹管里望天。老实告诉你，我秦越人不等切脉、望色、听声、审察病人形态，就能说出病的部位。不信，你试去看看太子，他此刻耳朵该会鸣响，鼻翼该会扇动，从其大腿摸到阴部也该是温热的。”听到这里，中庶子不禁目瞪口呆。因为扁鹊虽没有见过太子，但通过多次询问，对太子的病情已了如指掌，说得头头是道，说明他很有本事，不可小看。中庶子只得进去通报了。虢君得知消息，吃了一惊，赶快出来接见扁鹊，说：“我久慕先生大名，只是无缘拜见；先生路过我这小国，幸亏主动来救助，这实在是寡人的幸运！有先生救助，我儿就能活命；没有先生救助，就只有把他的尸体埋在山沟罢了。”说着，“流涕长潸”，哭得好悲切。扁鹊告诉虢君，太子患的是“尸厥”（类似今天的休克或假死）。于是，扁鹊叫弟子子阳磨制针石，在太子头顶中央凹陷处的百会穴扎了一针。过一会儿，太子就苏醒过来。接着叫弟子子豹在太子两胁下做药熨疗法。不久，太子就能坐起来。再服二十天的汤药，虢太子就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此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而他却实事求是地说，并非他能把死去的人救活，而是病人根本就没有真正死去，他只不过用适当的治疗方法，把太子从垂死中挽救过来而已。

　　从以上病例看出，扁鹊已经综合运用了我国诊病的“四诊”原则—望、闻、问、切。他自说：“越人之为方，不等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这话已经充分表明扁鹊在临床上运用了“四诊”的诊法。

　　可以说，扁鹊奠定了祖国传统医学诊断法的基础。难怪司马迁称赞他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循）序，弗能易也。”

　　他用一生的时间，认真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在诊断、病理、治法上对祖国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扁鹊的医学经验，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我国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因此，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说他是“中国的医圣”、“古代医学的奠基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称他是“总结经验的第一人”。

　　在治学上，扁鹊不满足于一技一法，而是根据客观实际需要，精通一科，兼通数科，做到一专多能。比如，他到越国都城邯郸，看到当地妇女患病较多，就在妇科病方面下功夫，当了“带下医”，治好了许多妇女的多年疾病；他到东周都城洛阳，看见当地许多老年人，患了视听力衰退的疾病，就着眼于五官科疾病的研究，当了“耳目痹医”，治好了许多老人的五官病，使不少老人从耳聋眼花中恢复了健康；他到了秦国首都咸阳，看到当地儿童的发病率很高，就研究儿童发病原因，当了“小儿医”，治好了许多儿童的多发病。由此可见，扁鹊不仅精通内科，还兼通儿科、妇产科、五官科，甚至外科；他在诊断上，不仅精通“切脉”，而且善于“望色、听声、写形”；在治法上，不仅精通针灸，还善于用砭石、熨贴、按摩、手术、汤药等。可谓是一位多面手的民间医生。

　　在上古，神权高于一切。巫术占统治地位。到了扁鹊的战国时代，医巫已经开始分业。扁鹊在医学研究道路上完全抛弃巫医那条死胡同。扁鹊曾明确宣告：“信巫不信医”是“六不治”之一。为了捍卫祖国的医药学，他不惜豁出自己的生命。当时，秦武王有病，召请名闻天下的扁鹊来治。一天，太医令李醯和一班文武大臣赶忙出来劝阻，说什么大王的病处于耳朵之前，眼睛之下，扁鹊未必能除。万一出了差错，将使耳不聪，目不明。扁鹊听了气得把治病用的砭石一摔，对秦武王说：“大王同我商量好了除病，却又允许一班蠢人从中捣乱；假使你也这样来治理国政，那你一举就会亡国！”秦武王听了只好让扁鹊治病。结果太医令李醯治不好的病，到了扁鹊手里，却化险为夷。在这场技术高低的较量上，扁鹊彻底战胜了李醯。李醯自知“不如扁鹊”，就产生忌妬之心，使人暗下毒手，杀害了扁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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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字玑，东汉著名医学家。约生于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卒于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
张仲景少年时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对医学有极大兴趣，从史书中受到古代名医扁鹊的影响和启发，又曾拜同乡著名中医张伯祖为师，对于当时那种追逐权势名利、不精究医药方术的士人极为愤慨，认为有病求助于巫祝迷信者是“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　　
公元196年至204年，南阳地方病疫流行同族病死者三分居二，其死于伤寒病者又十居其七。面对这种情景，张仲景毅然辞官业医，对伤寒病的起因和治疗方法进行了细心的研究。他从前人留下的医学著作中，继承了辩证论治的规律知识，又收集了民间的药方和治疗方法，结合自己的医疗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一方面为人治病，一方面从事著述，写出了《伤寒杂病论》。此书经后人整理校勘，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疾病的专著。全书共12卷，22篇，397法，除去重复之外共有药方112个。全书重点论述人体感受风寒之邪而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和进行辩证施治的方法。他把病症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六种，即所谓“六经”。在《伤寒论》的各篇中，六经病的不同症候，又贯穿着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即所谓八纲）的基本内容。 　　　　
《金匮要略》是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的专书。共计25篇，全书包括了40多种疾病的诊治。除了《伤寒论》和《金匿要略》外，张仲景还写了很多著作，如《评病要方》、《五藏论》、《口齿论》等，可惜均已失传。 　　　　
从东晋咸和年间起，张仲景被称为“医圣”。他所创造的“六经”分证、中医诊断病情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和辩证施治的原则，为祖国中医学奠定了基础。
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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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据人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0八年）。这考证很可疑。因为《后汉书·华佗传》有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的记载。据此，华佗可能不止活了六十四岁。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捍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华佗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华佗高明之处，就是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中国的医学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有辉煌的成就，而扁鹊对于生理病理的阐发可谓集其大成。华佗的学问有可能从扁鹊的学说发展而来。同时，华佗对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开创新的天地。例如当时他就发现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人工呼吸法。这类例子很多。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自从有了麻醉法，华佗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治好的病人也更多。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针灸、汤药不能治愈的腹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后没有什么知觉了，就施以外科手，剖破腹背，割掉发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肠胃，就割开洗涤，然后加以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左右，病就全好。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一次，有个推车的病人，曲着脚，大喊肚子痛。不久，气息微弱，喊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华佗切他的脉，按他的肚子，断定病人患的是肠痈。因病势凶险，华佗立即给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待麻醉后，又给他开了刀。这个病人经过治疗，一个月左右病就好了。他的外科手，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五禽之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动作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县名，在河南省）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华佗除系统地接受古代的医疗经验外，还能很好地重视和应用民间的医疗经验。他一生游历了不少地方，到处采集草药，向群众学习医药知识。在向民间找药的同时，还从民间搜集了不少单方，经常用这些单方来治病。有一次，华佗在路上遇见一位患咽喉阻塞的病人，吃不下东西，正乘车去医治。病人呻吟着十分痛苦。华佗走上前去仔细诊视了病人，就对他说：“你向路旁卖饼人家要三两萍齑，加半碗酸醋，调好后吃下去病自然会好。”病人按他的话，吃了萍齑和醋，立即吐出一条象蛇那样的寄生虫，病也就真的好了。病人把虫挂在车边去找华佗道谢。华佗的孩子恰好在门前玩耍，一眼看见，就说：“那一定是我爸爸治好的病人。”那病人走进华佗家里，见墙上正挂着几十条同类的虫。华佗用这个民间单方，早已治好了不少病人。

　　华佗由于治学得法，医术迅速提高，名震远近。他的同乡曹操，常患头风病，请了很多医生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高明，就请他医治。华佗只给他扎了一针，头痛立止。曹操怕自己的病再发，就强要华佗留在许昌做自己的侍医，供他个人使唤。华佗禀性清高，不慕功利，不愿做这种形同仆役的侍医。加上他“去家思归”就推说回家乡找药方，一去不返。曹操几次写信要他回来，又派地方官吏去催。华佗又推说妻子病得厉害，不肯回来。曹操为此大发雷霆，专门派人到华佗家乡去调查。他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然有病，就送给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要是“虚诈”，就逮捕治罪。”不久，华佗被抓到许昌，曹操仍旧请他治病。华佗诊断之后，说：“丞相的病已经很严重，不是针灸可以奏效的了。我想还是给你服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这才能除去病根。”曹操一听，勃然大怒，指着华佗厉声斥道：“头剖开了，人还能活吗？”他以为华佗要谋害他，就把华佗关到牢里去准备杀掉。曹操的一位谋士请求说：“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曹操不听，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邪？”竟然把这位在医学上有重大贡献的医生杀害了。临死，华佗把在狱中整理好的医著交给牢头说：“此可以活人”。没想到，这个牢头害怕，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索火烧之”。

　　华佗被害至今已一千七百多年了，但人民还永远怀念他。江苏徐州有华佗纪念墓；沛县有华祖庙，庙里的一副对联，抒发了作者的感情，总结了华佗的一生：

　　“医者刳腹，实别开岐圣门庭，谁知狱吏庸才，致使遗书归一炬；

　　士贵洁身，岂屑侍*雄左右，独憾史臣曲笔，反将厌事谤千秋。”

[ 本帖最后由 gambleman 于 2006-10-20 21:49 编辑 ]

皇甫谧（公元215—282），字士安，幼名静，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省灵台县朝那镇皇甫湾）人。汉太尉皇甫嵩之曾孙；祖父皇甫叔献曾任霸陵令，父亲皇甫叔候，仅举孝廉，家道中落。

皇甫谧幼年丧母，由叔父、母抚养。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后，随叔父徙居新安（今河南省渑池县）。在叔母教诲下，奋志于学。因家贫，带经而农，耽玩典籍，手不释卷，时人称为“书淫”。经多年刻苦学习，遂博通百家之言，成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医学家。著有《礼乐》、《圣真》、《玄守》、《释劝》等论和《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烈女》等传及《皇甫谧集》、《玄晏春秋》、《郡国志》等文史著作十八种。

皇甫谧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生于汉末，长于曹魏，逝于西晋。因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面对曹魏代汉，司马氏专权，立志不仕。魏国宰相司马昭、晋武帝司马炎都曾征召皇甫谧进朝做官，皆以病、老为辞，惟向晋武帝借书一车，虽疾羸不堪，仍苦读不辍，披阅不怠。

皇甫谧四十岁时，因继母去世，从新安回朝那奔丧，自此永居故土。四十二岁患严重风痹症，不为病魔屈服，悉心钻研针灸，以《皇帝内经》中《素问》、《灵枢》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为据，总结验证，删其浮辞，论其精要，撰成《针灸甲乙经》，成为我国医学经典著作，为后世针灸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皇甫谧被誉为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世界针灸学之祖”、世界级历史文化名人。

皇甫谧晚年还著有《笃终论》专论葬送之制，其中论及生死观及改革葬制，至今仍颇有积极意义。
皇甫谧不仅在学术上为当时和后世做出了贡献，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并对生徒诚挚教导，热情培养，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后来皆为晋代名臣。

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皇甫谧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八岁。子童灵、方回等遵其遗命，简葬于今甘肃省灵台县独店镇张鳌坡塬

[ 本帖最后由 gambleman 于 2006-10-20 21:54 编辑 ]

葛 洪 　 　
（284～364）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扑子，是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东晋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
    他的父亲曾在东吴做官，担任会稽太守。东吴被晋消灭之后，他又作了晋朝的郡陵太守。祖父葛云，也曾做过东吴的大官，以炼丹著名，人称葛仙公。葛仙公的弟子是郑隐，葛洪就是从郑隐处学习了炼丹术。后来葛洪又从师鲍玄，鲍玄见他年轻有为又聪慧上进，就把他女儿嫁给了他，就是著名的女灸法家鲍姑 。葛洪一生著书很多，除上述《肘后备急方》、《抱扑子》之外，还有《金匮药方》一百卷，《杏仁煎方》一卷，《玉函方》、《葛氏单方》等，可惜均已散佚。
    葛氏治学是非常讲求实用的，他敢于对前世医学家，诸如张仲景、华佗，以及对《黄帝内经》的一些看法提出异议，认为他们的著作篇幅浩繁，一些治法不适于一般群众。在此思想指导下，他作了大量工作，广搜民间简、便、验、廉的治法，多用“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有关温病学的认识：葛洪在“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及其他有关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伤寒学说并不能完全概括一切发热性疾病的发病和治疗规律，还需另立新法，方能应付一些不属伤寒范畴的疾病。他在《伤寒论》麻黄、葛根、桂枝、柴胡、青龙、白虎、四逆等二十余方之外，自行设计了四个应急易得的方子及其它单、验方，补充和发展了《伤寒论》治疗温病的内容。他在急性热病的病因分析上，明确提出温病、时行、伤寒三种，并指出温病与时行、伤寒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不是由于一年中天气变化异常所致，而提出，“病气廉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的理论，“病气”及“鬼毒”两个概念，不仅包括有传染性的意思，还包括有些尚未被认识的东西（如病毒、细菌等），这对以后温病学派的出现和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免疫学的先驱：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关于治疗狂犬咬伤，有这样一段话：“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当然，他的这一疗法，是在中医“以毒攻毒”思想指导下提出的，此法施后，若再被狂犬咬伤，是不会再发病的，这种非常朴素的免疫学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可贵的，而且，对以后免疫学的创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流行病学、寄生虫病学的先驱：《肘后方》记载有肺痨病的传染情况，书上说：害了肺痨病要经年累月才死亡，死了也能传染旁人，甚至传染家族中任何人，所以有人叫这病为尸注病。葛氏还在《肘后备急方》中，提到了六种疟：即疟疾、老疟、温疟、瘴疟、劳疟、疟兼痢，并且提出治疗方法，其中常用者有常山、豆豉、蒜、皂荚、鳖甲等。而更为可贵的是，他提出了应用青蒿抗疟的方法。远在1600年前对传染病便有这样明确的认识，是不可多得的。
    葛洪对沙虱病的昆虫媒介“红恙螨”的形态、生活习性以及与沙虱病（恙虫病）的关系，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工作，并作了科学的记载，他还把沙虱和疥虫作了比较，这说明疥虫的发现，较恙螨还要早，他指出：沙虱以“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恙螨的幼虫与疥虫的外形是非常相似的，疥虫的大小不到一毫米，这在没有放大镜的情况下，能用肉眼观察到，没有科学的态度，是很难进行鉴别的。葛氏对疥虫的描述，要较其它国家对这种虫的认识至少要早八百年。
    化学制药的先驱：葛氏一生精于炼丹术，炼丹是化学制药的萌芽。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期，我国就有炼丹方士，秦、汉时，炼丹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葛氏总结了秦、汉以前炼丹术的经验，并接触到一些重要的化学原理。他接触的化学药物是比较多的，仅其著作中提到的就有汞、硫、铝丹、雄黄、雌黄等二十多种矿物药，还有很多不纯的无机物，如石胆（碳酸钙）、矾（明矾）、石膏等，对每味药的化学特点、产地、药用价值，进行了解释；并通过长期地观察和实验研究，认识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
    在《抱朴子·内篇》里，我们可以发现，葛洪曾做过汞与丹砂还原变化的实验。他在书中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又叫朱砂，就是红色的硫化东，将它加热后，分解出汞（水银）；汞再与硫化合，又生成红色硫化汞。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就。葛洪还在实验中发现了多种有医疗价值的化合物或矿物药。至今，中医外科普遍使用的“升丹”、“降丹”，正是葛洪在化学实验中得来的药物。葛洪的炼丹术，后来传到了西欧，也成了制药化学发展的基石。

[ 本帖最后由 gambleman 于 2006-10-20 21:48 编辑 ]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人，约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卒于唐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活了一百零二岁（有的考证活了一百四十一岁）。人们把他当做“神仙”，尊称为“药王”。

　　他从小勤奋好学，七岁读书，每日背育一千多字，有“圣童”之称。到了二十岁，已精通诸子百家学说，既“善谈庄、老”，又“兼好释典”，学问非常渊博。隋唐两代帝王屡次请他做官，他都“固辞不受”，而立志学医，他的这种认识，是从切身体验中得来的。他小时候，体弱多病，要经常请医生诊治，“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周围贫苦百姓，也跟他一样，因为患病弄得穷困不堪，有的竟得不到治疗而悲惨死去这些事，使他感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千金要方》自序）。因此，他十八岁开始，就“志于学医”，并下了很大的苦功，所谓“青衿（古学子所穿的衣，后称入学的生员）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千金要方》自序）。经过这样长期刻苦的钻研，他的医学造诣很深，成为隋唐时期医药界的佼佼者。宋代林亿称道：“唐世孙思邈出，诚一代之良医也”。

　　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共三十卷，内容极为丰富。分医学总论、妇人、少小婴孺、七窍、诸风、脚气、伤寒、内脏、痈疽、解毒、备急诸方、食治、平脉、针灸等，共计二百三十二门，收方五千三百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首创“复方”。《伤寒论》的体例是一病一方，而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发展为一病多方，还灵活变通了张仲景的“经方”。有时两三个经方合成一个“复方”，以增强治疗效果；有时一个经方分成几个单方，以分别治疗某种疾病。这是孙思邈对医学的重大建树，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重大革新。《千金翼方》是对《千金要方》的补编。书名含有和《千金要方》相辅相济，羽翼双飞的意思。此书共三十卷，其中收录了唐代以前本草书中所未有的药物，补充了很多方剂和治疗方法。首载药物八百余种。这两部书，合称为《千金方》，收集了大量的医药资料，是唐代以前医药成就的系统总结，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对学习、研究我国传统医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宋代郭思高度评价《千金方》，说：“世皆知此书为医经之宝”（《千金宝要》）。清代医学家徐大椿也认为该书“用意之奇，用药之功，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医学源流论》）。这书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而且还影响到国外，如朝鲜，日本。公元六O八年，日本来中国学医的医生，就把《千金方》等方带回日本，对日本的汉医影响深远。

　　由于孙思邈结合实践，虚心地广泛地学习各家之长，所以医学水平很高，有许多独特的贡献。其中，对脚气病的治疗最为擅长。脚气病是由于人体缺乏维生素乙引起的。这种病多少年来折磨着江南一带群众。孙思邈在学习前人和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探索，终于提出一个有奇效而又简便的防治方案，那就是用防己、细辛、犀角、蓖麻叶、蜀椒、防风、吴茱萸等含有维生素乙1的药物来治疗，用含有维生素乙1的谷皮（楮树皮）煮汤调粥常服来预防，这在世界医学史也是非常先进的。欧洲于公元一千六百四十二年，开始作脚气病的研究，而孙思邈早在公无六百年左右，已经详加论述，并掌握了正确的防治方法，比欧洲早了整整一千年。

　　孙思邈特别重视妇幼保健，是创建妇科的先驱。他在《千金要方》中首例妇科三卷，儿科一卷，把妇儿科放在突出的地位。他还打破当时医学界“各承一业”的陋习，主张用综合疗法治病。他说：“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他本人用药、用针、用灸都很精熟，对病人，不问“贵*贫富”，不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赶救”。一次，他在路上看到几个人抬着棺材在前面走，从棺材里滴出几点鲜血，后边跟着一个老婆婆，伤心大哭。这种情况引起他的注意。一问，才知道棺材里的“死人”是老婆婆难产刚死的独生女儿。他告诉老婆婆，产妇并没有死。于是开棺抢救。一看，产妇脸色蜡黄，一丝血色也没有，同死人无异，但一摸脉搏还在微微的跳动。孙思邈选定穴位，只扎了一针，不一会，产妇就苏醒过来，胎儿也顺利下产。眼看母子得救，大家十分感激，齐声称赞他的医术高明。《历代名医图赞》称道：“唐孙真人，方药绝伦，扶危拯弱，应效如神”（《本草蒙筌》）。

　　孙思邈在生之年为医药事业作了那么多重大的贡献，临终时，却遗嘱“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他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他的家乡人民给他修庙立碑，把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山上至今保留有许多有关孙思邈的古迹，如“药王庙”、“拜真台”、“太玄洞”、“千金宝要碑”、“洗药池”等。这也说明历代人民对他的感情是多么深厚

[ 本帖最后由 gambleman 于 2006-10-20 21:43 编辑 ]

钱乙字仲阳，约公元１０３５—１１１７年（宋景佑二年——政和七年）北宋郓州（今属山东。一说东平）人。对医学各科皆通，尤精儿科，有儿科圣手之称，是一位著名的儿科专家。钱乙出身于贫苦家庭，他的姑夫也是一名医生，钱乙跟随姑夫学医，由于他刻苦好学，终于成了儿科名医。晚年，患瘫痪症，仍坚持为群众治病，深受群众爱戴。

我国医学很早就有分科的记载，但分科不细，到了宋代，分科就比较细了，再加上印刷术的进步，很多医书得以出版，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同时，也为钱乙在医学上有所成就创造了条件。他所著的《小儿药证直诀》等书，记述了很多儿科常见病及传染病。这本书记载的麻疹、百日咳等症，都是最早见于医书者。对小儿病的诊断，生理、病理特点及儿科病的辨证施治，用药特点，都有很多独到之处。

钱氏认为，小儿与成人相比，在生理上，有很多不同之处。在《颅囟经》“小儿纯阳”学说的启发下，提出小儿“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理论。这是钱氏对小儿生理、病理特点的认识，也是他临证的指导思想。

钱氏认为“小儿易为虚实，脾虚不受寒温，服寒则生冷，服温则生热，当识此误也”。因此，在处方用药时，力主要恰到好处，不可有些须的疏忽大意。否则，毫厘之失，将会造成千里之谬。

关于补，他认为不宜蛮补，必须结合小儿特点。“唇色白，当补肺，阿胶散主之”。钱氏所制阿胶散，又名补肺散，治小儿肺虚，气粗喘促。也是在他“小儿易虚易实”思想指导下而制订的有效方剂。

钱氏根据前人脏腑辨证的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小儿科领域的五脏辨证方法，把小儿内脏看成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同时，又注意到内脏与外界环境的密切关系，并把这一理论，最早地应用于儿科临床实践。

所谓“以五脏为纲的儿科辨证方法”，是钱氏根据《内经》五脏五行理论，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辨证方法。他认为五脏属性及功能不同，若被外邪侵袭，发生病变亦不相同，病状也有区别。并详细开列了心、肝、脾、肺、肾五脏虚实的主要症候及治疗原则。

钱氏治小儿病，一概以五脏为纲。钱氏虽然强调五脏分证，但并不割裂五脏间的联系。相反的，却很重视五脏间的相互影响。

钱氏在儿科学上的另一贡献是，他创造性地将中医四诊（望、闻、问、切），应用于儿科临床，婴幼儿说话多不方便，望诊在临床上就显得特别重要。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小儿的全身状况，皮肤，指甲，大、小便，特别是头面各部位的气色变化，作了详细的论述和描绘。对儿科常见的麻疹、痘疹、惊风、疳积等病证，都有可贵的记述，并已初步对小儿麻疹、水痘、天花、猩红热等病的鉴别诊断作了描述。还把小儿惊厥和癫痫作了区分。他对小儿疳症的描绘，更是生动诩实，并制定出一些有效方剂。此外，在当时条件下，他已能区分出几种不同类型的黄疸，其中包括现代医学所说的传染性肝炎、肠寄生虫病的发黄和新生儿溶血性黄疸等病证。

在调制儿科方剂方面，他认为“小儿为稚阳之体，阴气未盛，阳气柔弱，过用香窜，不仅耗阴，而且损伤阳气”。他在柔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如治肾虚失音、囟开不合的地黄丸；治肺实、气急喘嗽的泻白散；治心热咬牙、小便赤的导赤散；治气粗喘促的阿胶散；治呕吐泄泻的白术散等。用药时，多避免辛香走窜之品，而善用柔润方药。

钱氏根据五脏分证，考虑到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塞易壅的特点，以柔润立法，拟订了补泻五脏的很多方药。其中有很多，如泻青丸以泻肝实；地黄丸以补肾虚；泻心汤以泻心实重证；导赤散以泻心实轻证；安神丸以补心虚；泻黄散以泻脾实；益黄散以补脾气；泻白散以泻肺实壅塞；阿胶散以补肺气不足。现在仍在临床中为医家所喜用。

钱氏善于根据临证需要化裁古方，他将《金匮要略》中的“肾气丸”，化裁制成“六味地黄丸”，给后世养阴学派以很大启发，开辟了补阴派的先河。钱氏的六味地黄丸，已为近代医学研究所证实，对患儿的内分泌，代谢系统和发育不良，以至成人的某些疾病都确有良效，备受医界推崇。

钱氏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且远远超出儿科领域。继承钱氏学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明代的薛铠、薛己父子。

《小儿药证直诀》，成书于公元１１１４年。为钱乙的学生阎孝忠收集他的经验而成书的。全书共三卷。上卷论证，中卷述医案，下卷载药方。是继承《颅囟经》的成就，采用《内经》及诸家学说，结合他自己的经验写成的儿科专书。书中，钱氏对小儿生理、病理及辨证施治和制方用药等方面的见树，颇有创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较为系统的儿科专著，较之欧洲最早的儿科著作要早出三百年。 另一部《伤寒指微婴孩论》已散佚。

[ 本帖最后由 gambleman 于 2006-10-20 22:01 编辑 ]

朱震亨

　　 金元四大家中，朱震亨所出最晚。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第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朱震亨以为三家所论，于泻火、攻邪、补中益气诸法之外，尚嫌未备滋阴大法。力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申明人体阴气、元精之重要，故被后世称为“滋阴派”的创始人。临证治疗，效如桴鼓，多有服药即愈不必复诊之例，故时人誉之为“朱一贴”。弟子众多，方书广传，是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
　　朱震亨，字彦修（1281──1358年），享年78岁。因他出生的赤岸镇有一条溪流名叫丹溪，所以学者多尊称朱震亨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 。 朱震亨自幼聪明，年长者对他都很器重，但他年稍长后却弃而不学，变得崇尚侠气，争强好胜，若乡中望族仗势欺侮，“必风怒电激求直于有司，上下摇手相戒，莫或轻犯”。他36岁时，闻有朱熹四传弟子许谦居于东阳八华山中，“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不禁叹道：“丈夫所学，不务闻道，而唯侠是尚，不亦惑乎？”于是抠衣往事，就学于许公门下。听其所讲“天命人心之秘，内胜外王之微”，方悔恨昔日之“沉冥颠沛”，不由汗如雨下。自此茅塞顿开，日有所悟。如此数年之后，学业渐成，一日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朱震亨应试书经，但偶遇算命先生，先后两卦均言不利。朱震亨竟以为天命，遂绝仕进之念，以为“苟推一家之政，以达于乡党州闾，宁非仕乎？”于是乃就祖宗所建“适意亭”遗址上，造祠堂若干间，于其中“考诸子家礼而损益其仪文”。又在祠堂之南复建“适意亭”，使同族子弟就学其中。 　　

　　朱震亨常为百姓挺身向前，凡遇“苛敛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辞气恳款，上官多听，为之损裁”。此外，他还积极组织大家一起兴修水利，为民谋福。当地有个“蜀墅塘，周围凡三千六百步”，能灌溉农田六千多亩，但因堤坏水竭，屡致旱灾。在朱震亨的带领下，大家协力修筑堤防，并开凿了三条渠道，根据水量而舒洩之，使百姓均得受益。 　　

　　导致朱震亨从儒转医，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素怀惠民之心，“吾既穷而在下，泽不能致运。其可远者，非医将安务乎？”另一方面，在他30多岁时，母亲有疾，诸医束手，亦使其有志于医。遂取古代经典医籍细细观之，三年而有所得。又过了两载，竟然自己处方抓药，治愈了老母的旧疾。又因其师许谦本不以名利为务，教授学生“随其材分”而定，“咸有所得” 。又说：“吾卧病久，非精于医者不能以起之。子聪明异常人，其肯游艺于医乎？”此言正中朱震亨下怀，于是尽焚以往所习举子业，一心致力于医。当时盛行陈师文、裴宗元在宋大观年间制定的《合剂局方》（共297方）。朱氏昼夜研习，知其不足所在，但乡间无良师可从，于是治装出游，访求名师，“但闻某处有某治医，便往拜而问之”。他渡过浙江，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后又到定城，始得刘完素的《原病式》和李东恒方稿。但始终未遇到理想的老师。直到泰定二年（1325年），才在武林听说有名罗知悌者，为“宋理宗朝寺人，业精于医，得尽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但性格狭隘，自恃医技高明，很难接近。朱震亨几次往返登门拜谒，均未得亲见，趑趄三月之余。但他心诚意真，求之愈甚，每日拱手立于门前，置风雨于不顾。有人对罗先生祥加介绍 朱震亨的为人与名声后，始获相见。谁知却一见如故。罗知悌对朱震亨说：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难经》，而湿热相火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长沙之书，祥于外感；东恒之书，重在内伤，必两尽之，治疾方无所憾。区区陈、裴之学，泥之必杀人。闻此，朱氏向日之疑尽皆冰释。罗先生时已年过古稀，卧于床上，并不亲自诊视，只是让弟子察脉观色，但听回禀便处方药。随其学习一年之余后，朱震亨医技大进，尽得诸家学说之妙旨。回到家乡，乡间诸医“始皆大惊”，不知他在外边学了多大本事，但看其处方用药，又嘲笑不已，以为不伦不类。但朱震亨正是用这种被众医斥之为离经叛道的方法治愈了许谦的痼疾。四方求治者、求学者盈门不绝。朱震亨总是有求必应，不避风雨，致使贴身仆人均难受其苦，怨声不绝。 　

　朱震亨晚年整理自己的行医经验与心得，写成许多著作。临终前没有其他嘱咐，只将随他学医的侄儿叫到面前诲之曰：“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言讫，端坐而逝。 　　

　朱震亨的坟墓在赤岸镇东行四公里的东朱村，面对八面青山。其坟曾几经修葺，至今香火不绝，表达了后人的深切怀念。

[ 本帖最后由 gambleman 于 2006-10-20 22:02 编辑 ]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他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名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那些空洞乏味的八股文，怎么也学不进去。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九年，三次到武昌考举人，都落第了。于是，他放弃了科举作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求父亲说：“我今年二十三岁了，老是考不上，您还是让我学医吧！”并且表示了这样的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 很有名望的医生。大约到了三十八岁，就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只任职一年，李便辞职回乡。

　　在这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因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为了“穷搜博采”，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简直成了“书迷”。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顾景星在《李时珍传》里，也赞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确实如此，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上万卷医书，而且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敦煌的经史巨作，他遍读了；几个古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他还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这些诗句给了他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如古代医书中，常常出现“鹜与凫”。它们指的是什么？是否有区别？历代药物学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李时珍摘引屈原《离骚》中的“将与鸡鹜争食乎”，“将泛乎若水中之凫乎”两句，指出诗人把“鹜”与“凫”对举并称，就是它们不是同一种禽鸟的明证。他又根据诗中对它们不同生活环境的描绘，证明“鹜”是家鸭，“凫”是野鸭子，药性不同。屈原的诗赋，竟成了李时珍考证药物名实的雄辩依据。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混杂，往往弄不清药物的形状生长的情况。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象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象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象萆薢，有的说它象拔葜，有的又说它象贯众，说法很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搁下笔来。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估计也有他的足迹。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求。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

　　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

　　在四处采访中，或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蕲蛇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那里有个狻猊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 刀破腹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也搞清了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方：“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这样清楚地叙述蕲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

　　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要亲自采来试试，看看它究竟有什么攻效。于是，他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攻效。 　　鲮鲤，即今天说的穿山甲，是常用的中药。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是否对头，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动物这点，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对的一面，纠正了其错误之处。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一五七八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全书约有190万字，五十二卷，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载方一万多个，附图一千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 本帖最后由 gambleman 于 2006-10-20 21:41 编辑 ]

叶天士（1667～1746）名桂，号香岩先生，晚年又号上津老人，是我国清代著名医学家，享年八十岁。叶氏祖籍安徽歙县，世操医业，于其祖父时自歙迁居江苏吴县（今苏州）。叶天士身居苏州，但与徽商过往甚密。徽州（新安）名医辈出，医著浩繁，故天士常与徽州人氏相互考订药性。据民国《歙县志·义行》载：歙县潭渡黄晟（字东曙，号晓峰），兄弟四人以盐商起家，时居扬州，请叶天士到其家中，聚友人共同考订药性。黄氏兄弟 有“青芝堂”药铺和木刻园，即佐天士使城中百姓疾病得以治疗，又为天士刻制《临证指南》医书，由此可见，叶天士在医学上的成就，与新安医学不无渊源关系。
    天士少读诗书，其父朝采授之以岐黄学，在天士十四岁时父亲朝采即辞世，于是其改从父亲的门人朱某学医。朱君以平日朝采之教教之，天士很快深得其蕴，见解渐至朱君之上。而天士好学不倦，常常择善而从，凡闻悉有擅长医道者，不论山遥路远，必前往师以礼事之。十余年时间其先后拜师十七人，深“得周扬俊四名家之精”，学余杭陶华、旁及东垣、子和、丹溪，于是乎医道大进，察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如见五脏症结，临证立方，不执已见，故而治疗多奇中。
    叶天士诊务繁冗，通晓杂病，且在温病学上的贡献最大，为清代著名温热（吴门）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脱却传统的《伤寒论》诊疗体系，主张温病与伤寒分论，并创立了有别于六经的卫气营血、三焦等辨证施治纲领，其学术思想及治疗体系，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认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转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卫气营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叶天士《温热论》选）。天士在温热病诊断方面积有丰富的经验，强调用药必验之于舌，视舌苔舌质的变化而决定治法。其他如验齿、辨斑疹等方面也多有经验之谈。如燥热内盛，烦渴思凉饮，舌红绎，气逆咯血者，天士每每用以麦冬、石斛、花粉、芦根、梨汁、玉竹、沙参等。而肝胃之阴俱伤，兼有干呕恶心，胸闷昏眩，消渴烦热，喜食酸甘，舌干唇红者，天士善用酸甘济阴法，用药如沙参、麦冬、木瓜、石斛、乌梅、生白芍、生甘草、生牡蛎等。而如肾阴亦亏，咽痛舌红，耳鸣、腰膝酸软者，酌选熟地、甘杞子、茱萸肉、淡菜等。天士养胃阴还善喜用食物为药，象粳米、元米、山药、大枣、莲子、扁豆、梨、甘蔗、蜜等等，能甘平气清，开胃悦脾，而又久服无弊，尤对久病胃弱之体者更为合适。另外，叶天士针对胃伤较甚，久而不纳者，常以变换剂型，熬膏缓缓调之，也是值得今日之效法的。
    叶天士生平医案甚多，著名的有《临证指南》、《叶案存真》、《未刻本叶氏医案》、《温热论》等，大都由其门人编辑整理而成。（作者单位：黄山市新安医学研究中心） 。

[ 本帖最后由 gambleman 于 2006-10-20 22:04 编辑 ]

红花一朵~

引用:

原帖由 jcferrero 于 2006-10-20 22:07 发表
红花一朵~

累死鸟~原帖内容太少了~我重新整理了一遍~

华佗长得好猥琐，李时珍长得真慈祥

引用:

原帖由 gxf 于 2006-10-21 09:50 发表
华佗长得好猥琐，李时珍长得真慈祥

好多都没有听到过～

有没有胡青牛呀~平一指呀~薛幕华的介绍呀。。。。。。。

引用:

原帖由 gambleman 于 2006-10-21 11:05 发表

好多都没有听到过～

乃真素才疏学浅。。。。
偶也就7，8个不知道。。。

引用:

原帖由 gxf 于 2006-10-21 18:19 发表

乃真素才疏学浅。。。。
偶也就7，8个不知道。。。

乃对历史的研究真是深入咩～

君有疾在腠里....不治将恐深....|||

神医……应该都是隐士吧，哪那么容易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