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清末四大奇案之刺马



参考文献：
（1）《谕赐碑文》，见《马端敏公年谱》，光绪三年，武林任有容斋刻。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岳麓出版社，1987年版。
（3）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4）张汶详，有的写作“张文祥”，也有的写作“张汶样”。据说张汶详原是“张文祥”，旧官府往往在犯人名字上加三点水或草字头，以示山贼或草寇，“张文祥”就写成了“张汶详”。笔者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但毕竟无据可考，仅仅是猜测或类比而已。为尊重原资料的客观性，文章中会出现不一样的叫法，请大家原谅。
（5）《马端敏公奏议》，附录，光绪二十年，闽浙督署校刊。
（6）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军机档》，第2766箱，第102490号；或见《清代起居注册·同治朝》。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谕档》。
（8）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军机档》，第2766箱，第102456号，
（9）《马端敏公奏议》，附录，光绪二十年，闽浙督署校刊。
（10）马新

怎么只有参考文献捏？东西还没放上来？

金城武正在拍刺马。。期待ing...

对哦。。。我们自己去看参考文献亚

题目起得对不对，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涉及到清朝的四大奇案，就有三种说法，历史上所谓“清宫四大奇案”“满清四大奇案”和“清末四大奇案”，一般说来，史学界偏向于满清，清宫四大奇案是指“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被刺”和“乾隆身世”，也有一说是“雍正夺嫡”。清末四大奇案则是指名伶杨月楼冤案 张汶祥刺马，杨乃武与小白菜和太原奇案，也有一说是淮安奇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切的定位。
而在三个四大奇案涉及到的10个大案当中，前面五个涉及到宫廷秘闻的，基本上是无证可考的，现在看来是后世杜撰的居多，而后五个奇案当中，唯一的一个还没有盖棺定论的就是张汶祥刺杀马新贻一案了。

死者马新贻是山东荷泽人，跟李鸿章同榜，道光二十七年的进士。没有点翰林，也不曾补京官，榜下即用，分发到安徽当知县。进士出身的知县班子，其名叫做“老虎班”，最狠不过。马新贻头一天到省，第二天谒见长官，第三天藩司衙门就挂牌，补了广德州所属的建平知县。从此一直在安徽做官，打洪杨，打捻军，由县而府，由府而道，一直做到安徽藩司，有“能员”之称，历任巡抚都很赏识他。

洪杨平定，马新贻调升为浙江巡抚，第二年十二月，接慈禧太后大恩人吴棠的遗缺，继任闽浙总督。不过半年工夫，移督两江，升官的速度快得让人吃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由二品官升到了疆臣最有实力的两江总督，慈禧和清廷有自己的考虑。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她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

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对于马新贻，恭亲王推荐的时候说得明白，：“马新贻精明强干，操守亦好。他在安徽服官多年，对两江地方最熟悉。剿捻的大功告成，淮军裁遣回籍，要马新贻这样的人，才能把那些骄兵悍将，妥为安置。”

两江总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满清有句老话，国家财富，悉出两江。在清代，两江总督下辖的省份是清廷财源的主要来源，因此两江总督的位置仅处在名义上的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下面，但论及实权，两江总督的实权是最大的，举个例子，在马新贻赴任前，恭王就提出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的建议，慈禧太后就不算太同意，因为直隶总督，虽为疆臣的首领，但地近京畿，上有政府，下有顺天府尹，位尊而权轻，所以不算好缺。简单点说，两江总督地位就如同今天的上海市 市委 书记，而直隶总督则相当于北京市 市委书 记。身为两江总督的封疆大吏马新贻被刺，几乎也成为了清廷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怪事，在当时也有了很大的轰动。

我们来看看马新贻被刺一案的过程，从中推断一下凶手。


1.马新贻遇刺经过。

1869年，马新贻在江宁练了四营新兵，规定每天操演两次，专习洋枪、抬炮、长矛，每月二十五校阅，主要的是看新兵用洋枪打靶，地点就在新建总督衙门未完工前，暂时借用的江宁府署西面的箭道。他对新兵用洋枪的“准头”如何，看得很认真，好在出了署西一道偏门，就是箭道，走了来，走了去，不费什么事，所以每一次都是亲临校射。
七月二十五又逢校阅之期，因为下雨，延迟一日。第二天一早，依例行事，到了九点多钟看完，马新贻亦同往常一样，步行回署。后面跟着负责警卫的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和替总督传令的武巡捕叶化龙，还有两三名马弁。走近偏门，只见有个中年人，用马新贻家乡，山东荷泽的口音喊道：“大帅！”
接着便跪了下来，双手捧着一封信，高举过顶。
马新贻认识这个人，一见便问：“你还没有回去？”
“回大帅的话，盘缠用完了。今天特为来求大帅。”
“不是给过你两次了吗？”马新贻的神色显得颇不耐烦。
“是……。”
正当那人嗫嚅着不知何以为词时，右面又有人高声喊道：“大帅伸冤！”接着也跪了下来。等马新贻回头来看时，那人突然从衣襟下取出一把雪亮的短刀，左手拉住马新贻的手臂，右手往上一递，刀已插入右胸。
“扎着了！”马新贻大喊一声，接着便倒在地上。
于是喻吉三和叶化龙等人，一拥上前抓住了刺客和告帮的那个山东人，同时将马新贻抬回上房，找医生来急救。
这样一件大事，立刻传遍全城，无不惊诧万分。于是将军魁玉、署理藩司孙衣言、臬司梅启照，还有学政殷兆镛，一起赶到督署，只见马新贻奄奄一息，已无法说话.
这班官吏不敢说什么担当的责任的话，只巴望能保得住马新贻一条命。无奈刺中要害，群医束手，延到第二天中午，终于咽气了。
这时，江宁知府孙云锦和上元、江宁两知县会审凶手的供词，亦已呈送到江宁将军魁玉那里。凶手名叫张文祥，河南汝阳人，做过洪匪李侍贤的裨将。供词离奇不经，魁玉看了，只是不断摇头，连称“荒唐”。
于是以“行刺缘由，供词闪烁”的措词，飞章入奏。

（以上节选自高阳先生的《御座珠帘》）

具体案情就如高阳先生所言，笔者也进行过求证，根据各方的资料显示，口径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就是当日发生的真相。


堂堂封疆大臣，竟在督署重地被刺身亡，实在是对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的一次冲击。

29日，清廷连发四道谕旨。第一，命“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第二，“曾国藩著调补两江总督，未到任以前著魁玉暂行兼署。”第三，密旨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第四，“著魁玉督饬司道各官，设法熬审，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

上谕未到江宁，27日魁玉又急奏：“拿获行刺之凶犯，始则一味混供，迨昼夜研鞫，据供系河南人，名张汶详，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

9月3日，清廷立即谕旨：“情节重大，亟应严切根究”，“务将行刺缘由究出，不得含混奏结”。

魁玉一日接到四道上谕，这才体会到个中滋味，仅仅告知“一味闪烁”，“语言颠倒”，“支离狡诈”既不能让朝廷满意，也不能屏止众口。

果然，王公大臣纷纷议奏。给事中王书瑞奏道：督臣遇害，疆臣人人自危，其中有牵掣窒疑之处，应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勿使稍有隐饰。5日，清廷再下谕令：“惟以兼圻重臣，督署要地，竟有不法凶徒潜入署中，白昼行刺，断非该犯一人挟仇逞凶，已可概见。现在该犯尚无确供，亟须彻底根究。著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将该犯设法熬审，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不得稍有含混。”清廷一开始就意识到此案的严重性，现在又怀疑非张汶详一人所为，因此口气越来越严厉。

　　18日，清廷又下谕旨：“张汶详行刺督臣一案，断非该犯一人逞忿行凶，必应彻底研鞫，严究主使，尽法惩办。现审情形若何？魁玉此次摺内并未提及。前已明降谕旨，令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审办。即著该漕督迅速赴审，弗稍迟延。魁玉亦当督饬司道等官，详细审讯，务得确供，不得以等候张之万为辞，稍形松懈，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也。”清廷明确提出“严究主使”，从而抓住了本案的症结。对魁玉审案，似乎不耐烦了，字里行间充满了斥责，态度更加严厉。

　　24日，魁玉带着几分委屈，几分无奈，几分惶恐，再次奏陈：伏思前督臣马新贻被刺一案，案情重大，张汶详刁狡异常，奴才督饬司道昼夜研审。张汶详自知罪大恶极，必遭极刑，所供各情一味支离。讯其行刺缘由，则坚称既已拼命做事，甘受碎剐。如果用刑过久，又恐凶犯仓瘁致命。

不过，魁玉多少还是向朝廷报告一些进展，已审出张汶详是“漏网发逆头目”，曾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名下领兵打仗，进攻漳州，转战安徽、江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张汶详的女儿张宝珍，儿子张长幅，同居之舅嫂罗王氏已被拿获，现在飞咨山西巡抚何璟，要求押解张汶详所供时金彪归案对质。唯有此案的核心即行刺缘由仍无确供。

　　至此，魁玉审理刺马案已月余，每次奏报几乎不离“一味闪烁”，“语言颠倒”，“一味支离”。那么张汶详“闪烁”的是什么？“支离”的又是什么呢？魁玉没有奏报。

说穿了，恐怕不仅仅是张汶详在支离，魁玉、梅启照这些承审大员也在支离吧！例如张汶详关于马新贻通“回匪”的供词，虽然是无稽之谈，但魁玉并没奏报。陈功懋在张文详刺马新贻案真相》一文中说，他的祖父陈镜题，曾参与会审张汶详的录供研讯。据陈镜题回忆，当张文祥（汶详）供马新贻咸丰七年庐州失守，曾被其俘获，因不知马是庐州知府，把马与时金彪一起释放时，“问官相视错愕，录供者亦停笔不敢直书。”“张之万到江宁时，时金彪早从山西解到。张之万、魁玉提讯时金彪时，只有藩臬参与审讯，连审两次均未录供”。马新贻庐州被俘至今未见到经得起推敲的证据，但有一点可能是真实的，即后来人们所看到的供词是经过删改的，或者说有些供词录供者没有秉笔直书。这就难免物议纷歧，讹言蜂起，给后人留下了无数不解之谜。

总督的权柄极重，威仪极盛，居然会在官兵校射的地方被刺，这件事不但令人惊骇，而且无不诧异。因此也没有一个人不怀疑张文祥后面有主使的人，只是主使的人是谁，目的何在？


2.众说纷纭之幕后真相。

这时候，江宁那边的审讯还是了无进展。张文祥除了信口侮蔑马新贻以外，对于行刺的原因，是否有人指使，坚不吐实。地方官会审时，态度桀骜不驯，将军魁玉亲自审问时，他只说了一句：“我为天下除了一个通回乱的叛逆，有何不好？”马新贻虽是回教家世，但从洪武初年由武昌迁居山东曹州府，到马新贻已传了十八代之久，是道道地地山东土著，与陕甘回民风马牛不相及，可知张文祥话，完全诬蔑。

但问来问去，到底有句要紧话漏了出来！“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见得他是被买出来的凶手，而且早有密谋。就因为这一句话，署理藩司，曾受马新贻知遇的孙衣言，坚持要求刑讯，但是臬司梅启照和江宁府、上元县、江宁县三地方官都不敢。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有人巴望着能在这时灭张文祥口，一用刑说不定就会在狱里动手脚，把钦命要犯报个“刑伤过重，瘐死狱中”，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张文祥本人只有离奇的片段供词，但在江宁城内，却有两种首尾俱全，枝叶纷披的传说：一种是说马新贻与陕甘回乱有关；另一种是说他负义渔色，陷害患难之交。当然，后一个传说更能耸动听闻。

传说中的马新贻，在安徽合肥署理知县时，曾经为捻军所擒，擒获他的就是张文祥。但张文祥久有反正之心，所以捉住了马新贻，不但不向捻军头脑张洛行等人去报功，反而加意结纳，为他引见了两个好朋友，一个叫曹二虎，一个叫时金彪，四个人拜了把子，然后悄悄放马新贻回去，跟抚台说妥当了，再来接他们投降。

事情非常顺利，张、曹、时三个人都拉了部队，投向官方。上头委任马新贻拣选降众，编设两营，因为马新贻号毂山，所以称为“山字营”，他的三个把兄弟都当了“哨官”。马新贻就凭这两营起家，一路扶摇直上，升到安徽藩司。

洪杨平定，大事裁军，山字营遣散，张、曹、时三人都随着马新贻到藩司衙门去当差。据说，这时候的马新贻，已有些看不起贫贱患难之交的意思了。

因此，曹二虎准备去接家眷时，张文祥就劝他一动不如一静，但曹二虎不听，把他的妻子从家乡接了出来，住在藩司衙门里。既来了，不能不谒见马夫人，恰好马新贻也到上房，一见曹二虎的妻子，惊为绝色，就此起意，勾搭上手，只是碍着本夫，不能畅所欲为。于是，马新贻经常派曹二虎出差，而每一趟的差使，总有油水可捞，曹二虎乐此不疲，马新贻亦得其所哉。

这样不多日子，丑闻传播得很快，张文祥不能不告诉曹二虎，他起先还不肯相信，暗中去打听了一番，才知真有其事，便要杀他妻子。

张文祥劝他：“杀奸须双，光是杀妻，律例上要偿命，太犯不着。大丈夫何患无妻？你索性就把老婆送了他，也保全了交情。”

曹二虎想想也不错，找了个机会，微露其意，谁知马新贻勃然大怒，痛斥曹二虎侮蔑大僚。曹二虎回来告诉张文祥，张文祥知道他快要有杀身之祸了。

这样过了些时候，曹二虎又奉命出差，这次是到安徽寿州去领军火。张文祥防他此去有变，约了时金彪一起护送。途中安然无事，曹二虎还笑张文祥多疑，张文祥自己也是爽然若失。

于是第二天曹二虎到寿春镇总兵辕门去投文办事，正在等候谒见时，中军官拿着令箭，带着马弁，来捉拿曹二虎，说他通匪。等一上了绑，总兵徐

戌装出临，不容曹二虎辩白，就告诉他说：“马大人委你动身后，就有人告你通捻，预备领了军火，接济捻匪。已有公文下来，等你一到，立刻以军法从事。你不必多说了。”

曹二虎被杀，张文祥大哭了一场。他跟时金彪表示，一定要为曹二虎报仇。时金彪面有难色，张文祥便指责他“不够朋友”，愿意独任其事。于是收了曹二虎的尸体埋葬以后，张、时二人，就此分手。在这一段传说中，唯一真实的是，时金彪确有其人，现在在山西当参将。

传说中的张文祥，被描画成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据说，他用精钢打造了两把匕首，用毒药淬过，每天夜深人静后，勤练刺击的手劲，叠起四、五层牛皮，用匕首去刺，起先因为手腕太弱，贯穿无力，这样两年，练到五层牛皮，一刃洞穿。他这样做的用意，是假定严冬有下手的机会，那怕马新贻身着重裘，亦不难一刀就要了他的命。

自从练成这样一番功夫，张文祥暗中跟踪了马新贻几年。一次相遇于杭州的城隍山，因为巡抚的护从太多，无法下手，直到如今，始能如愿。又有人说，马新贻被刺时大喊一声“扎着了！”其实是“找着了”，意思是说冤家路狭，终于被找到了。还有人说，马新贻被刺，看清凶手是张文祥，说一声：

“是你啊！”接着便吩咐左右：“不要难为他！”

这些传说，绘声绘影，言之凿凿，民间即令是脑筋很清楚的人，亦不能不相信。因为，不然就会发生这样一个疑问：张文祥刺马，到底是为了什么？同时官场中知道张文祥没有什么详细口供的人，却又讳莫如深，颇有谈虎色变之慨，因而越发助长了这些传言的流播，不久连京城里都知道了。

但替马家不平的，也大有人在，只是有的胆小，不敢多事，有的与后台素有渊源，不便出头。只有安徽巡抚英翰，身为旗人，不涉任何派系，由于跟马新贻私交甚厚，因而上奏，在表扬贤劳以外，“请严诘主使之人，以遏诡谋。”京里又有个给事中王书瑞，奏请“添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折子中“疆臣且人人自危”以及“其中或有牵掣窒碍之处，难以缕晰推详”的话，意在言外，连慈禧太后都动了疑心。于是以五百里加紧的上谕，指派漕运总督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将该犯设法熬审，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此谕刚发，接着又发密旨，说“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

张之万是个状元，也是个“磕头虫”，他的独得之秘的强身之道，是每天临睡以前，磕多少个头，说是起拜跪伏，可以强筋活血。为人深通以柔克刚的黄老之学，所以也是个“不倒翁”，这时接到朝命，大起恐慌，如果遵旨根究到底，一定会成为马新贻第二。果然，不久就接到了间接的警告，劝他不可多事，这一下，张之万越发胆战心惊，一直拖延着不肯到江宁。

无奈朝旨督催，魁玉又行文到清江浦，催“钦差”快去，张之万只好准备动身，把漕标的精锐都调了来保护，数十号官船，在运河中连番南下，他自己一直躲在舱里不露面。

其时正值深秋，红蓼白蘋，运河两岸的风光颇为不恶，这天由河入江，到了瓜州地方，张之万在船里闷了几天，想上岸走走，走了一阵，忽然内急，就近找了个茅厕方便。野外孤露，四无隐蔽，倘或此时遇到刺客，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于是漕标参将，亲自带领两百亲兵，拿枪的拿枪，拿刀的拿刀，团团将茅厕围住。正在收割稻子的老百姓，大为惊异，不知道那里出了什么事？

跑去一打听，才知道是“漕帅张大人”上茅厕。于是张之万人还未到，他的笑话先到了江宁。魁玉一见了面便拿他打趣，“天下总督，漕帅最阔，拉场野矢都得派两百小队守卫。”

3.幕后直指湘军高层。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想象到背后的主使人是哪方面的人了，可以肯定的是，这后面肯定牵扯到极为严重的政治力量，否则两江的官员没必要这样噤若寒蝉！

不但审案的官吏是这样，连钦差大人到来之后都觉得时事险恶，这不由得不让人深思，张之万怕什么，难道就是一个张文祥么？张文祥现在正关在大牢里面，为什么张之万还要如此忌惮？

他怕的不是张文祥，而是张文祥背后的力量。

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左右着这一切。有人说是慈禧太后。不，慈禧太后没有理由杀一个既无兵权，又不属于任何派系的马新贻。正是她，同治七年召见马新贻，密旨马新贻调查湘军攻陷天京后太平天国金银财宝的去向。

太平天国经营10年，各种粮饷自不必说，天王府金银财府宝堆积如山，其他王府、将军府也有不少收藏。曾国荃攻陷天京，纵湘军抢掠数天。为了灭迹，又放了一把火，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不息。湘军均饱私囊，大车小辆向湖南老家运送财物，几年中，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朝野议论纷纷，恭亲王颇有微词，慈禧太后心中不快。尤其令朝廷坐卧不安的是，十几年来湘军的实力迅速膨胀。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她能允许曾国藩继续呆着吗？为此，他选择了马新贻去拔这很刺。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了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难怪李鸿章说：“若七年秋不妄更动，或谷山僻在海滨，竟免斯厄。” 而马新贻独犯其忌。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对其孙郭公铎说：“张汶祥（汶详）行刺有幕后怂恿者，应是这一类人物，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也是他们。”高拜右在《刺马案与湘军》中说：“刺马案，终清之亡，迄莫详其真相，实则马之死，死于湘军之嚣张气势。”

由此看来，刺马案背后的主谋就浮出水面了，正是湘军的势力在背后起作用，然而到底是谁是主谋呢？

史学界到了这个地方就不肯深究了，我看过一些资料，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台湾史学家高阳先生的推论，他认为是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干的，这里有好几个疑点，以马新贻的两江总督的身份，黄翼升就算有两个胆子也不敢刺杀马新贻的，第二，马新贻被刺后，幕后主使者调用的力量绝非一个江南水师提督所能调动的，第三点，如果真是他干的，就一个水师提督，那么当时慈禧太后马上就可以把他绑到菜市口，何必如此瞻前顾后，裹足不前？

由此几点，可以看出，黄翼升绝非幕后主使，他不过是某些人手里的一个走卒而已。

至于到底是谁主使得，笔者在这里大胆推断：幕后主使应该是湘军的大人物，即有可能是曾国藩！

之所以这样说，是跟清廷处理这个案件的态度有关，

在连审不利的情况下，清廷的口风不仅没有变硬，反而有松动的迹象。


4.清廷转变态度口气放松。

当时慈禧太后正有丧母之痛，身体也不很好，但仍力疾视朝。恭王怕吓着了两宫太后，不敢多说被裁湘军流落在两江的种种不法情事，只在严讯凶手优恤马新贻外，谈到两江总督悬缺，认为非曾国藩回任不可（从这一点看，恭亲王倒是知道幕后真相的）。

远在江宁的张之万一到任，马上想一下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办法是替张文祥想好的一套口供，一要显得确有深仇大恨，完全是张文祥个人处心积虑，必欲得而甘心，借以搪塞“严究主使”的朝命和清命；二要为马新贻洗刷清誉，而且要隐隐含着因为公事认真，致遭小人之怨的意思，这样，马新贻之死，才能有殉职的意味。

这套假口供是如此说法，张文祥本是李侍贤手下的裨将，洪杨平定，他逃到了浙江宁波，与海盗有所勾结，同时开了个小押当，隐姓埋名，苟且度日。

等马新贻调了浙江巡抚，海盗为患，派兵剿治。在浙江象山、宁海有一处禁地，名叫南田，向来为海盗所盘踞，马新贻捉住了其中的头目邱财青，处以死刑，另外又杀了海盗五十余名，其中颇多张文祥的朋友，平日常受他们的接济，这一下等于断了张文祥的财路，因此他对马新贻恨之入骨。

这以后又有一连串的怨恨，张文祥开小押当，而马新贻因为押当重利盘剥小民，出告示查禁，张文祥生计顿绝，便起了报复的心。又说，张文祥的妻子罗氏，为人诱拐潜逃，让张文祥追了回来，但人虽未失，卷逃的衣物为奸夫带走了，一状告到巡抚那里，马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状子不准。不久，罗氏复又潜逃，张文祥追着了，逼她自尽。至此人财两空，认为马新贻不替他追赃，以致他的妻子轻视他，于是立志报仇。

这里面当然也有片段的实情，象张文祥的妻子，背夫潜逃，即有此事。但从整个供词看，疑窦甚多，然而除此以外，别无更好的说法，也就只有自己骗自己，信以为真了。

“不过，”张之万只提出了这样一个指示：“一定要凶手自己画供，有了亲供才可以出奏！”

不论案情大小，定罪的根据，就是犯人的口供，这一点梅启照当然不会疏忽。回去以后，立刻传见负责主审的江宁知府和上元知县，传达了钦差张大人的意思，要他们设法劝张文祥，照此画供。但既不能用刑迫供就范，便只有慢慢下水磨工夫，一拖拖了个把月，尚无结果。审出主使人，不是得罪的人更多吗？而且这些人也可能把自己“做掉”，岂不更悲？于是他采取拖延战术，慢慢地审，耐心等待曾国藩的到来。

　　10月12日，张之万送出第一道奏章：“该犯张汶详自知身罹重解，凶狡异常，连讯连日，坚不吐实，刑讯则甘求速死，熬审则无一言。既其子女罗跪于前，受刑于侧，亦复闭目不视，且时复有矫强不逊之词，任意污蔑之语，尤堪令人发指。臣又添派道府大员，并遴选长于听断之牧令，昼夜熬审，务期究出真情，以成信谳。”同时与魁玉联衔报告，质讯中军副将喻吉三，以及武巡捕候补都司叶化龙等，追究防护失职之责。

　　由于张之万、魁玉拖延太久，12月9日上谕严加训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已五旬之久，尚未据将审出实情具奏，此案关系重大，岂可日久稽延！”张之万、魁玉的拖延政策，也遭到朝野抨击。给事中刘秉厚奏劾：“派审之员以数月之久，尚无端绪，遂藉该犯游供，含混拟结。”案子拖延不结，招致更多传闻物议，于是朝廷震怒，12月9日、12日、18日连下三道谕旨。张之万、魁玉成了众矢之的。

　　12月12日，张之万、魁玉抛出精心炮制的“审明谋杀制使匪犯，情节较重，请比照大逆向拟，并将在案人犯分别定拟罪名摺，”奏道：“凶犯张汶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龙启

等复指使张汶详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

解恨，张汶详被激允许。该犯旋至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遂本利俱亏。迫念前仇，杀机愈决。同治七、八等年，屡至杭州、江宁，欲乘机行刺，未能下手。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

张之万、魁玉的奏结看来还算顺理成章，但最后露出了破绽。人命关天的法律文书，行文时竟用“尚属可信”四字，不知是何用心。上谕尖锐地指出，“马新贻以总督重臣，突遭此变，案情重大。张汶详供挟恨各节，及龙启

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实不尽，若遽照魁玉等所拟，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慈禧太后应该已经得知了幕后有人捣鬼，但是她应该还没有疑心到曾国藩的身上，所以在上谕上虽然有所松动，但是还是比较严厉的。

让我们看看曾国藩此时的动向。


5.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

这时恭亲王指定的两江总督继任者曾国藩，请辞江督，未能如愿，已经交出了直隶总督的关防，正预备入京请训，

就在他出京之前，张之万和魁玉会衔的奏折到了，说张文祥挟仇“乘间刺害总督大员，并无主使之人”，同时定拟罪名，凌迟处死。消息一传，舆论大哗，给事中刘秉厚、太常寺少卿王家璧纷纷上奏，认为审问结果，不甚明确，要求另派大臣，严究其事。

不但舆论不满，两宫太后及朝中大臣，亦无不觉得封疆大吏死得不明不白，不但有伤国体，而且此风一开，中外大员心存顾忌，会不敢放手办事，否则就可能成为马新贻第二。同时就照魁玉和张之万的奏报来说，前面说张文祥怀恨在心，又以在逃海盗龙启沄等人，指使他为同伙报仇，因而混进督署行刺，“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后面却又说：“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由“尚属”二字，可见魁玉和张之万并未追出实情，所以无论从那方面来看，这一案不能就此了结。

还要严办的宗旨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何办法？却有不同的主张。有人以为应该撇开曾国藩，另派钦差查办；有人以为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以外，还有大学士的身分，此案应归他主持。两宫太后召见军机，仔细商量结果，决定兼筹并顾。一方面尊重曾国藩的地位，一方面另派大员到江宁，重新开审。同时为昭大公起见，决定用明发上谕：

“马新贻以总督重臣，突遭此变，案情重大！张文祥所供挟恨各节，暨龙启沄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尽不实；若遽照魁玉等所拟，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前已有旨，令曾国藩于抵任后，会同严讯，务得确情；着再派郑敦谨驰驿前往江宁，会同曾国藩将全案人证，详细研鞫，究出实在情形，从严惩办，以伸国法。随带司员，着一并驰驿。”

于是谕令曾国藩：“两江事务殷繁，职任綦重，曾国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现虽目疾未痊，但得该督坐镇其间，诸事自可就理，该督所请另简贤能之处，著毋庸再议。”

这下子除了曾国藩速回江宁外，再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携随员赴江宁复审。不仅主审大员撤换，就连司员也全部更换，既显示出朝廷处理此案的决心，也反映出对前审案人员的不满和失望。

郑敦谨是刑部尚书，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的翰林，这一榜是名榜，人才济济，在咸丰初年，红极一时。郑敦谨的官运却不算太好，翰林散馆，当了刑部主事，外放以后，一直调来调去当藩司，但颇有政绩。直到同治改元，才内调为京堂，升侍郎、升尚书。刑部尚书他是第二次做，第一次当刑部尚书在三年前，恰好西捻东窜，山西巡抚赵长龄防剿不力，带兵的藩司陈湜，是曾国荃的姻亲，本人性喜渔色，部下纪律极坏，慈禧太后得报震怒，大年三十派郑敦谨出京查办。结果按查属实，赵长龄和陈湜得了革职充军的处分，而郑敦谨铁面无私的名声，也就传了开来。

因此，上谕发抄，舆论都表示满意，期待着郑敦谨也象那次到山西查办事件一样，必能将这桩疑案办得水落石出，河清见鱼。

郑敦谨却是心情沉重，因为他是湖南人，而江宁是湘军的天下。但又不愿借词规避。

过了初五，郑敦谨会同曾国藩约集江宁的司、道、府、县会谈案情，别人都不讲话，只有孙衣言侃侃而谈，说指使的人倘能逍遥法外，则天下将无畏惧之心，又何事不可为？所以这一案办得彻底不彻底，对世道人心，关系极大。又说，民间谣诼纷传，上海戏园中甚至编了“张文祥刺马”这么一出新戏开演，明明是诬蔑马新贻的荒唐不经之谈，而竟有朝中大臣，信以为真，做一首诗，说什么“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马新贻含冤而死，复蒙重谤，天下不平之事，那里还有过于这一案的？

上海丹桂茶园编演“刺马”新戏，轰动一时，连远在安庆的安徽巡抚英翰，都有所闻，特为咨请上海道涂宗瀛查禁，以及孙衣言所提到的那两句诗，郑敦谨无不知道。那首诗出于乔松年的手笔，郑敦谨跟他虽是同年，也觉得他做这样的诗，实在有伤忠厚。

不过乔松年家世富饶，虽做过大官，不脱绔裤的习气，养尊处优，深居简出，跟恭王是倡和的朋友，一时觅不着诗材，信口开河，不足为奇。

6.案件了结曾国藩形迹可疑。


很多资料记载当时的庭审情景，不过说法不同。经过对各种纪录的权衡之后，我大致推断出以下的情形：

当时决定正月初七开审，照例由首县办差，定制了簇新的刑具，送到钦差行辕，就在二厅上布置公堂，一共设了五个座位，除去郑敦谨和随带的两名司员以外，另外两个座位是孙衣言和袁保庆的，因为此案的结果，已经可以预见，怕他们两人将来不服，会说闲话，甚至策动言官奏劾，别生枝节，所以建议郑敦谨用钦差大臣的身分，委札孙衣言、袁保庆参与会审。

第二天一早，钦差行辕外，聚集了好些百姓，有些纯然是来看热闹，有些则是来替张文祥“助威”的。当然，钦差大臣奉旨审问如同大逆的要犯，跟地方官审理案件不同，警戒严密，不得观审，百姓只能在一府两县差役的弹压之下，远远站在照墙边张望。

此外从钦差行辕到上元县衙门，一路也有百姓在等着张文祥。他一直被寄押在上元县监狱，独住一间死刑重犯的牢房，但睡的高铺，吃的荤腥，有个相好，钓鱼巷的土娼小金子，偶尔还能进去“探探监”，所以养得白白胖胖，气色很好。这天一早，扎束停当，饱餐一顿，然后上了手铐，在重重警戒之下，被押到钦差行辕。看到夹道围观的人群，不由得满脸得意，看的人也很过瘾，觉得张文祥为兄报仇，不但义气，而且视死如归，颇有英雄气概，恰恰符合想象中的侠义男儿的模样。


等坐了堂把张文祥带了上来，郑敦谨看他一脸既凶且狡的神色，心里便有警惕，所以问话极其谨慎，而张文祥其滑无比，遇到紧要关头，总是闪避不答。那两名司员因为已经得到指示，也是采取敷衍的态度，一句来一句去，问是问得很热闹，却非问在要害上面。

在此期间，有好些人来游说解劝，多云张文祥死既不怕，便无所畏，刑讯之下，倘或任意胡攀，使得案子拖下来不能早结，则各种离奇的谣言，将会层出不穷，愈传愈盛，使得马新贻的清誉，更受玷辱。倘或张文祥竟死在狱中，则成千古疑案，越发对马新贻的声名不利。

还有一些人则比较说得坦率，而话愈坦率，愈见得此案难办。他们向孙衣言、袁保庆提出一个难题：张文祥在刑讯之下，据实招供，是湘军某某人、某某人所指使，说不定还会扯上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名字，请问办是不办？到时候说不定军机处会来一道廷寄，转述密旨，以大局为重，不了了之，则欲求此刻所得的结果，将张文祥比照大逆治罪，或许亦不可得。再有少数人的措词，更玄妙得叫人无法置答，说是倘或因严追指使而激出变故，地方受害，只怕反令公忠体国的马新贻，在九泉之下不安。这样，孙、袁二人的执持，反倒是违反死者的本意了。

就这样连讯14天，该犯一味狡展，毫无确供。与郑敦谨并坐正堂的曾国藩，一直默默地听着很少发问，最后对郑敦谨淡淡地说：“将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此时郑敦谨一切都明白了，难怪自己连审14天，终没有结果，原来他们早已设计好了。他心里凉了半截，原来这案子是不能深究的。　可是于形势上面判断，自己除了这样做，别无他法，一旦激起湘军兵变，后果不堪设想。

3月19日，郑、曾联衔上奏：“会同复审凶犯行刺缘由，请仍照原拟罪名及案内人犯按例分别定拟。”奏结比张之万、魁玉原来的定拟叙述更加详细，取供、采证、行文更加缜密，但基本内容不出前者，这就是仍照原拟定的意思。所不同的是：第一，特别强调张汶详“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第二，对张汶详量刑更加残酷，除了“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

　　当郑敦谨、曾国藩拟好奏结，要孙衣言、袁保庆签字画押的时候，这二位拿出了杀手锏，拒绝在奏结上“书诺”（签字）。不过，曾国藩是何等人物，他也有应对的办法，在奏结中根本不提孙衣言、袁保庆参加会审一事，把朝廷蒙在鼓里。

　　在上奏的同时，把供招抄录分送军机处、刑部存案。郑、曾这一手很厉害，首先存案，造成既定事实。意思很明白，这是最后定谳。郑、曾在另外的夹片中使用的措词仍然是：“该犯供词，尚属可信。”这一措词是张之万、魁玉在原拟中使用的，为此清廷斥责他们，“不足以成信谳。”而今郑、曾使用，倒不为过，人言人殊。

在会衔复奏时，曾国藩特别附了一个夹片，陈明“实无主使别情”。他是个重实践的人，与那些三天一奏、五天一折，喜欢发议论以见其能的督抚，纯然两路，无事不上奏，所以上奏格外有力，附这样一个夹片，虽不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痕迹，但确有用处，意思是知会军机，此案到此就算结束，再也问不出别的来了。这样，倘或还有言官不服，要想翻案，军机处就会替他挡在前面，设法消弭，不致再别生枝节。

　　郑、曾、张、魁四人反复公开声明，“毫无确供”，那么明知无确供，还要如此定谳，这个定谳当然不是信谳。主审大员明知不应为而为之，何故？可是，朝廷最终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此时，朝廷大概已经从郑敦谨的奏折当中知晓了实情的经过了，就只好顺水推舟的批准了曾国藩的请求，3月26日，谕旨下达，肯定了郑、曾的奏结。4月4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汶详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

当然，马新贻的家属、旧部，还有些秉性正直的人，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发发牢骚，无可作为。朝廷重视此案，两派钦使，而且对马新贻的恤典甚厚，总算仁至义尽，这口气还能叫人咽得下去。至于案子的办得不彻底，细细想去，也实在有些难处，就只有忍气吞声。

7.真相推测。


此案完结之后，孙衣言倒是不洗不饶，他是个读书人，有笔在手，可以不争一时争千秋，他为马新贻所撰的墓志铭，秉笔直书：

“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这篇文章一出，外界才知别有隐情，对郑敦谨的声名，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本来就有难言的委屈，从结案以后，就杜门不出，钦差在办案期间，关防是要严密的，一到结案，便不妨会客应酬。而魁玉邀游清凉山，曾国藩约在后湖泛舟，郑敦谨一概辞谢，只传谕首县办差雇船，定在二月初回京复命。

　　其实郑敦谨心里很明白，他只能以苦笑对之。未等圣旨下达，更没等张汶详正法，他愤然离开了江宁。曾国藩送他程议，他分文不收，两个随行郎中每人收了500两银子。曾国藩和司道各员送他到江边，他板着面孔，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

　　郑敦谨并未回京交旨，走到清江就停了下来，打发两个郎中代他回京交旨，声称有病不能回京。钦差大臣不回京交旨，按清制是要治罪的。曾国藩觉得有点对不住这个湖南同乡，从中斡旋，京里头的恭亲王也在暗中出力，方才掩饰出去。但是郑敦谨并不领情，后来借巡视地方为名，到清以有病为托词，请求开缺，并终生不再为官。

　　郑敦谨的两个助手回京后悄然而失。6月，颜士璋被放到兰州，虽是给了一个没有实缺的知府，与充军流放所差无几，不久回籍赋闲。伊勒通阿，8月19日“给全俸以养余年”也回老家去了。

时人传言，张汶详刺杀马新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详为友复仇。果真如此，孙衣言、袁保庆作为马新贻的亲信，自始至终都参加了审讯，那么，魁玉、张之万、梅启照给他设计了一个“海盗挟仇报复”的结案，不是更体面吗？何以苦苦追求，以得确供呢？再说马新贻的四弟马新

自幼跟随左右，直到马新贻被刺身亡，马新贻的事情他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马新贻因渔色负友而遭刺杀，已经给他一个体面结局，马新为此应该感恩不尽，为什么一直悲呼终觉疑案之莫明，希望时人和后人给以研讨呢？

　　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李鸿章一语道破天机：“湘人习气之重，他人视为棘手，……选州必于湘人，朝廷亦深顾虑。”他给曾国藩交了底，“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

　　 那个曾身为郑敦谨的两个助手之一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从这一点来说，就算是湘军二号人物九帅曾国荃似乎也没这种心计与能力，这也是我怀疑到曾国藩头上的重要原因。

8.曾国藩并非真君子。

一直以来，曾国藩都被看作是封建官吏的楷模，地位萧然，他的忍让，他的廉洁，他的忠贞，都是有口皆碑的。

有几个事例可以证明：

同治四年九月十四日，清廷给曾国藩下了一个密谕，派李鸿章带兵到河南洛阳一带，负责剿捻的西路军务，同时让曾国藩与李鸿章、吴棠“彼此函商”，同意不同意这样一个安排：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江宁藩司李宗羲署理漕督，两淮监运司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

当时李鸿章就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要兵：“拟恳将刘省三、杨鼎勋两军给还。”刘省三——刘铭传是淮军第一员大将，杨鼎勋是四川人，原为他的同乡鲍超部下，以多战功为同事所妒，在鲍超面前进谗，被迫改投淮军。因为是客将，怕淮军轻视他，所以作战特别勇敢。李鸿章克复江苏，最得力的就是自洪杨军投诚，原隶湘军，由曾国藩遣去支援李鸿章的程学启和这个杨鼎勋，他的装备全是洋枪，在目前曾国藩所辖的剿捻各军中，强劲第一。

然后是谈饷，“朝命吾师弟各当一路，兵与饷似于合办之中，略分界画，目前不致推诿，日后亦易报销。”李鸿章提出的办法是，安徽和江宁藩司所辖的江宁、淮安、徐州等地的收入归曾国藩，而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地和上海的关税收入归他。李鸿章的聪明识时务，会做官、善经营，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不过他的勋业富贵，由曾国藩一手所提拔调护，因而认为他逢人必提“老师”的尊师一念，决无可疑。谁知他对“老师”的面目是如此狞厉！既要精兵良将，又要膏腴饷源，倘使照他所说，“老师”在周家口就只好象“空城计”中的武侯，抚琴退敌了！

可是曾国藩看了就不吭气，虽没照数给足，可以差不多了，这件事他一直没讲，信就一直在他的手里保存着，直到捻军被剿灭之后才拿揣公诸于世。可见曾国藩多么容忍！

还有一件事，曾国藩在坐镇周家口围剿捻军的时候，他的家眷从四月里就搬出江督衙门，回湖南去。船到武昌，曾国荃留他嫂子在那里过夏。曾国藩跟郭嵩焘做了亲家，嫁女儿从船上发的轿。赔嫁只有二百两银子，曾国荃不相信，亲自打开嫁妆来看，压箱底儿的果然就是二百两银子！可见曾国藩多么廉洁！

第三件事就是清廷根捻军作战最辛苦的时候，慈禧起用了旧居二线的曾国藩，给他的权力是惊人的：“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现赴山东一带督师剿贼，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着归曾国藩节制调遣，如该地方文武，不遵调度者，即由该大臣指名严参。”

可能有人不了解这是什么意思，事实是有了这道旨意，曾国藩就跟‘大将军’一样了！

“大将军”是清朝唯有近支亲贵才能担当的重任，曾一度让年羹尧挂过这颗印，终以跋扈被诛。因为大将军可以指挥督抚，若有不臣之心，便可酿成巨患，所以汉人从未拥有此头衔。在咸丰初年，“老五太爷”以惠亲王的身分，被授为“奉命大将军”赐“锐捷刀”，其实等于一个虚衔。如今曾国藩受命节制三省，“地方文武不遵调度者，指名严参”，那把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河南巡抚吴昌寿都包括在内，才真正是大将军的职权。

而此时曾国藩的势力也是极其庞大的：两江总督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陕甘总督杨岳斌替曾国藩办过水师，闽浙总督左宗棠虽说与曾国藩不睦，但到底是一起共过患难的同乡，加上陕西巡抚刘蓉，湖南巡抚李瀚章，广东巡抚郭嵩焘，都与曾家有极密切的关系，看起来曾国藩的羽翼遍布天下。自开国以来，不要说是汉人，亦从无这样一个臣子拥有这样的势力，倘或要造反，这反一定造得成！而曾国藩，到最后也没看出他一丝的反意，在上谕下达后，他表示只肯管齐、豫、苏、皖四省交界十三府州的地方，以徐州为‘老营’：‘此十三府州者，纵横千里，捻军出没最熟之区，以此责臣督办，而以其余责成本省督抚，则泛地各有专属，军务渐有归宿。’。

所有的人都可以拿以上的事例来证明曾国藩的高风亮节，从曾国藩的死后这么多年间，一直被看成是群臣楷模，在他死后，清政府在对他的谥号上面也下了好大一番功夫，拟谥是内阁的职掌，第一个是“文”字，不消说得；第二个“少不得是忠、襄、恭、端的字样。不过，内阁却不敢拟，为什么呢？他们觉得应该谥“正”，而向例谥“文正”必须出于特旨，内阁所拟，至高不过一个“忠”字。所以由恭王面奏，慈禧太后御批，特谥“文正”。恭亲王是这样出奏的：“曾国藩老成谋国，不及丝毫之私，应该谥忠；戡平大乱，功在社稷，应该谥襄；崇尚正学，品行纯粹，应该谥端；不过臣等几个，都觉得这三个字，那一个也不足以尽曾某的生平。是否请两位皇太后和皇上恩出格外，臣等不敢妄行奏请。”

而以未入阁身份获得如此谥号，这在大清朝是罕见的。

在曾国藩死后，大家都送挽联，陕甘总督左宗棠的那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开头那两句话，左宗棠因为用兵陕甘，曾国藩派刘松山帮他的忙，深为得力，老早就在奏折上说过，此时再用一次，加上“自愧不如元辅”六字，足见倾服之意。下联则解释过去不和，无非君子之争，不碍私交。大家认为左宗棠这样致意，曾国藩死而有灵，在九泉之下，亦当心许。

但是，有另外一个人的挽联却值得深思，那就是王闿运的。

王闿运一代文豪，但不甘于身后入《儒林传》或《文苑传》，他的为人，权奇自喜，知兵自负，以为可以助人成王成霸。这一路性格很配肃顺的胃口，所以奉之为上宾，但在谨饬自守的曾国藩，就决不敢用他。曾国藩延揽人才，唯恐不及，独对王闿运落落寡合，而他亦一向是布衣傲王侯的气概，所以别人挽曾国藩，无不称颂备至，只有他深表惋惜。

惋惜的是曾国藩的相业与学术：“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戡定仅传方面略；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徵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这是说曾国藩，虽想学汉朝的霍光，明朝的张居正，可惜时世不同，际遇各异，只能做到底定东南，勋绩不过方面一隅，以宰相的职位，没有机会能象霍光、张居正那样，有继往开来，笼罩全局的相业。

下联是用的郑康成的典故，说曾国藩在经学方面的造诣，超过乾隆年间的纪昀和嘉庆年间的阮元，可惜象郑康成那样，因为“岁至龙蛇贤人嗟”，合当命终，来不及把他置在习礼堂上，残缺不全的书籍，重新整理，嘉惠后学。换句话说，曾国藩倘能晚死几年，必有一些经学方面的著作传留下来。就事论事，这是真正的挽联，可是曾家及曾家的至亲好友，不是这么看法，认为王闿运语中有刺。

多数的看法是，王闿运持论过苛，近乎讥嘲，曾国藩既无相业，又无经术，则“三不朽”的立功、立言，先已落空。这如何是持平之论？也有少数人觉得这副挽联雄迈深挚，实为杰作，但究以措词质直，与当前的场面不称，不便多说什么。

其实这里面就有很多可以推敲的东西。

曾国藩如果真是那么四平八稳的人，绝对不可能在官场上这么吃香，他的手段也不是一般的厉害，从上面对李鸿章，左宗棠的事例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心机多么重，对他有用，或者非常厉害的人，他就会选择退让，让别人把好处全占了，自己宁可吃大亏。不禁落了一个好名声，那个人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对他的好感也是出自内心的。这样在曾国藩的仕途上无疑少了很多障碍，这叫以退为进，是曾国藩为官策略的一大要点。

而曾国藩既然有这么多手下，自然也不能不照顾小弟，因为如果不能做到预下有恩，是没人给你拼命的，于是就有了劫掠天王府的隐瞒事件，就有了李秀成供词事件。

在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让他写了一份供词，后来转交了清廷。供词的抄本，曾经曾国藩删节，特别是最后一段，李秀成自言，他可以只手收齐长江南北两岸，数十万洪军投降清朝。收齐部众后，正蔓延于中原的捻匪，可以举手而平。又说“招降事宜有十要”，洪秀全有“十误”，这“十要”和“十误”是什么？清廷都不知道，因为已“全归删节”了。

李秀成的供词中还有一段：“李巡抚有上海，关税重、钱多，故招鬼兵与我交战。”

这是指李鸿章用上海的关税，招募洋人戈登·华尔的“常胜军”而言。慈禧都隐约听说过，上海的关税是李鸿章的一大利薮，现在从敌人口中得到证实。由此来看，李秀成的供词，另有一种可借以考察东南统兵大臣的作用，清廷便越发需要阅看全文了。

另外，李秀成的供词中还说，自己逃命时非常仓促，那么就有问题了，湘军讲，天王府内没有一两银子，全被李秀成带走，而现在根据供词看，李秀成仓卒之间，那带得完？没有看见李秀成的供词，他逃命都是骑的一匹劣马，可以想见骡马极少。凭手提肩挑，能拿得走多少？

这样一分析，除非承认“天王府”原就一无所有，否则就不能不坐实了曾国荃一军破江宁以后，搜括一空。而江宁被围四十几天，交通断绝，“天王府”的财货无从私运出城，然则怎会“原就一无所有”？

于是，曾国藩就将这些“全归删节”了。

不仅如此，曾国藩甚至不理会朝廷关于将李秀成押解进京举行献俘大礼的旨意，以“害怕路途遥远夜长梦多”为由，将本来准备投诚的李秀成处决。

这种行为如果真的追究下来，应当是抗旨，杀头的罪名，由此看来，曾国藩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对他构成威胁的，他绝不会手软。

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往前查，早在对太平天国战斗的早期，曾国藩就搞掉了一个两江总督-- 何桂清，何桂清是湘军的死敌，处处为难曾国藩，使得湘军在江南步履维艰，何桂清很没有骨气，当年太平军即将攻破江宁的时候出城逃跑，当地的士绅拉住轿子，请求他在江宁鼓舞士气指挥战斗，他居然命令士兵向士绅门开枪！

按说这个人该杀，可是清廷希望放他一条生路，因为怎么说也是封疆大吏啊（事后慈禧曾经当着恭亲王和军机大臣的面说自己当时不同意杀掉何桂清，是由于曾国藩的坚持才动手的），但是，一向以仁厚著称的曾国藩突然变得面目狰狞了，一纸奏折是义正词严，在京的清议本来就义愤填膺，这样一掺和，就把何桂清送上了断头台。曾国藩之所以下这样的毒手，因为何桂清是自己的死敌。由此看来曾国藩的仁厚也是有限度的，那么为了湘军的存亡搞掉马新贻也不是不可能的。

而后世史学界，新中国以前之所以没人敢把这件事往曾国藩身上揽，大概也就是为了维护这样一个封建完美官吏的形象吧，怎么说曾国藩是儒家的集大成者，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好官的典范。而新中国以后没人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很多证据已经湮灭，而另一方面，曾国藩恐怕是占了同为湖南人的伟大领袖的光了，因为在主席出来以前湖南就出了这么一个宝贝，开国领袖也不会不顾念一下故人之情的。

最后再说一句，被高阳认为是末后主使的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他跟曾家的关系不同，黄翼升的妻子奉曾夫人为义母，算是通家之好，曾国藩一度置妾，就是黄翼升经手办的“喜事”。如果说曾国藩有“私人”，这个人就是黄翼升，关系亲密至此，这从另一方面坐实了曾国藩的罪名。由此看来，刺马案曾国藩即便不是主谋，也肯定经过他的批准，以刺杀两江总督这么重大的事情，就是曾国荃也不敢拍板，他更不可能被蒙在鼓里。

在曾国藩死后，朝廷终于拿黄翼升开刀了，这次慈禧太后学乖了，不敢再公然对抗湘军，而是派出湘军内部颇有正义感的彭玉麟以湘制湘，借口以整顿长江水师的名义，严参黄翼升。奏折发出去以后，第三天便看到明发上谕，内容是指责黄翼升颟顸，“本应即予惩处，姑念该提督从前带兵江上，屡著战功，从宽免其置议”，长江水师提督自然干不成了，“准其开缺回籍”， 被革职查办

这样，刺马案终于落下帷幕，而个中真相也只能留待于历史来解开真像了。


[ 本帖最后由 lys0645 于 2007-1-5 16:14 编辑 ]

上次发完贴，有事没看就走了，现在补完了。
搞不懂老是断断续续的